孔子没有诛少正卯，也没有刑戮侏儒 孔子诛少正卯、刑戮侏儒，为孔子事迹两大公案。辨伪学认为，这两件事情均属于子虚乌有。 “孔子诛少正卯”，历来聚讼。该案与“子为政焉用杀”适成对照。《论语》中记录孔子反对暴力的意见多条，如“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等。 这里可以看看崔述的意见。《洙泗考信录》在引用上述资料后，说： “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于阳虎不狃，细至于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于卯。使卯果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托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 崔述所论，严谨精准，富有理论的解释力量，不得不令人服膺。“孔子诛少正卯”最早记录者为《荀子o宥坐》。唐君毅比崔述更进一步，考证出《宥坐》“亦非荀子所著，而是由法家之徒抄袭《荀子》他篇之二段所成。并附带说明后人如何对此《宥坐》篇之文，更伪上加伪……经后人辗转抄袭附益而成之《史记》及《孔子家语》之记载。”（唐君毅《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之形成》，见《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孔子行状中，刑戮侏儒，也是一大公案。《榖梁传o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夹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譟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在武备，孔子于夹谷之会见之矣。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史记o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 崔述《洙泗考信录》认为：《榖梁传》文采自《左传》，“传闻有异词，榖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榖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崔述还分析说： “何者莱人之劫，意将意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于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榖梁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于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于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于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于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于盟后，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于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于人情矣乎？” 崔述所论是。两国聚会，鲁国斩杀齐国优伶，不可想象。这应该是战国策士寓言所窜入。 《左传o定公十年》记载此事应该比较可信：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旣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对比《榖梁传》文，就可以看到《榖梁传》的荒谬，《左传》的信实。 H.G.顾立雅也说：夹谷之会，“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不对头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传奇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孔子与中国之道》第四章《生平纪事》） 后来康熙年间的皇家版《钦定春秋》连《左传》记载也不相信，径删去了这一段文字。 “止杀”，后来成为一种与“仁”相关联的人道思想。历史上各种武装集团，凡是以“止杀”为诉求的，也便成为“王师”，而“滥杀”，则成为一种为“群众”所痛恨的暴力寇仇。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时，刘邦不以杀戮为光荣，而项羽却滥杀无辜，屠城、杀俘。在这个典型例证中，可以考见刘邦队伍中的儒学力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刘邦在西向夺取咸阳的征程中，曾经围宛城“三匝”，大有屠城的可能。宛城守军以为必死。这时宛城首领的一个舍人叫陈恢的出城来见刘邦，告诉刘邦一个道理：攻城，宛人以为必死，必固守，固守，死伤人多；不攻城，直接西去，宛人攻其后，不利；所以最好是“约降”，让原来的官员继续守卫该城。这样，西征路上各个城池都知道“约降”就有生路，这样，“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后来果然如是（参《史记o高祖本纪》）这个陈恢，虽然不过是一个“舍人”（按照《汉书》中的解释：舍人，不过是“主厩内小吏”，“亲近左右之通称也”），但这个“舍人”给刘邦的上策，却是非常富有儒学特色的。倒秦运动，是为正义；约降宛城，是为止杀；皆符合儒学“公道－仁德”一体思想。 孔子不愿意讨论“杀人”问题。 杀人，是一种权力，一种将自己可以支配或控制的权力施于他人的权力。其目的在于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孔子认为这种权力不合君子之道。人之所以为人，应当遵循当行之路。“子欲善，而民善矣”，依然是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说与孔子意见有相通之处。大圣无不尊敬人之生命。每一个个体之生命都在尊重之列，是大圣真面目。 可以完成一个经验判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孔子儒学，都是尊重个体生命的；而激进主义、极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家学说，对个体生命都是轻蔑的。道理无他，在前者看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在后者看来，生命不过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由这个判断可以发现：孔子儒学，是非常富有现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