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阳光溢鸿儿童村谈社会救助

打开百度搜索页，刚刚输入“大连阳光”四个字，就弹出了最常被搜索的内容——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我顿时觉得心里很欣慰，虽然在没上这门课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特殊的社会救助机构，但是我为它能够得到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关注而感到由衷的感动。

在了解“社会救助”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东西。首先是关于“贫困救助”和“社会救助”这两个看似相同其实却大不相同的词语。社会救助实际上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是在公民生活陷入困难时提供的暂时性帮助，而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给予物质上和金钱上的救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需要救助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心灵和意志。现在社会上太多人的“慈善”事业只不过是居高临下的施恩性，我实在十分厌恶他们同情，嘲弄和怜悯的目光，这对于需要救助的人们，只不过是剥夺了他们仅存的自尊后，还要他们用崇拜、感恩的心，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卑微。社会救助是需要针对性的，吃饱穿暖后，还要能发现隐藏的需要，就像儿童村的孩子们，大多数缺少关爱和正确的教育，这就需要救助者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心理帮助和疏导，让他们能去掉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和进取心，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正确看待人生，从仇视社会转变为热爱社会，从而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第二个使我感触的就是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同样需要救助的可怜的孩子们，单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并由国家和政府提供帮助。我看到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司法部2006年在全国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已经逾6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状况令人十分担忧。

此外，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现象严重，辍学比例高达13.1%。其中户口在农村的辍学率最高，达16.1%。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的占总数的2.5%，而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沦于更加贫弱的境地，更加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

在看视频和浏览博客的过程中，我痛心地看到了孩子们对于亲情的渴望。但是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跨省市“异地”服刑，和子女的“相见难”存在众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路途遥远、旅途花费大、孩子年幼或者监护人不方便带领孩子到监狱探视，监狱普遍也未设置适合孩子见面的场所。在被调查的服刑人员中，超过半数的人从没有机会与孩子见面。尽管身为囚犯，做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在问卷调查里，近一半的服刑人员将孩子列为“最希望来探视自己的人”，其次才是配偶和父母。在“服刑期间最担心的事情”中，有66.4%的服刑人员最担心孩子在外学坏，担心孩子遭受社会歧视，担心孩子生病，担心孩子上不了学，担心孩子无人照管、流落街头。

“孩子在外的一切表现都直接影响着服刑父母在狱中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孩子的生活得到安排和照顾，可以有效地感化和激励服刑人员，消除他们对社会的仇视和抵触，提高改造质量。”云南省某监狱的一位负责人说。

针对这个情况，我有一些粗浅的想法：可以对儿童村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录像，制作成影像资料，让那些因家庭困难、交通不便、无法相见的服刑人员及其子女通过影像来慰藉心灵。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安慰服刑人员，使他们态度变得积极、情绪变得稳定，从而更加积极的改造，同时在心理上感恩社会。

另一个严重的现象是，由于长期被忽视，这些儿童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仇视社会、具备攻击性、严重说谎、内心封闭、严重破坏欲等，并存在一定的犯罪隐患。德国心理学专家 Rainer Nathow 对此类儿童进行心理测试后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心理、生理上遭受过严重的伤害，这一切将造就儿童行为障碍，可能由此产生智力发展障碍和学习障碍。” 对此，我们一定要产生足够的重视，及时发现和关注这一类特殊儿童的心理问题，可以定期举行心理课，邀请专家与每一个孩子进行隐蔽的谈话，请志愿者和大学生们来与孩子们做游戏，参观大学，体验社会等，我坚信，良好的疏导和帮助，一定能够为这群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幸福人生的大门。另外，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类似性质的儿童村，它们的发展规模或许比我们的阳光溢鸿儿童村要大，更为正规，更有经验，我想我们可以与它们交流经验，学习先进的理念，也可以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从而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儿童村。

写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我这样一个从小衣食无忧，健康长大的大学生对于社会另一类我所不熟知的人群的关注和爱心，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身到儿童村走一走，抱抱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听听他们稚嫩的声音，去感受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坚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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