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在这样的时代，漫谈文学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我同样深感乏力，因为要对一个年度的华语文学从多个角度进入去做一番巡回，并从中发现和推出自己以为最值得倾心和折服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而且道出富有说服力的理由，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且难以言喻的复杂工程。诚如我们面对本年度的世界，它所映现的应是一个不平静却也出奇得平常的景象，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有的倒是如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的有惊无险或些许在意料之中或之外的自然灾害，但地球照样自转和公转。同样的，当我们用视线去触摸2006年华语文学世界，我们能感觉到的，大致可作如是观：既没有暴风骤雨、巨潮狂澜，也没有大手笔鸿篇巨著横空出世，但依然没有削减华语文学创作情势的火热现场。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并没有因为耸人听闻的“文学死了”的叫喊消亡了，而是越活越自由也越混乱，或许说，文学是越来越延伸出更多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指向更多的可能性。试看，网络写手的自发或不自觉参与所制造的各种新奇现象，诸如“韩白之争”，有关“梨花体”或“口水诗”、“青春写作旅”等闹剧，尽管接二连三，这与其说是华语文学传媒界呈现出一片更加纷繁混杂的多重局面，不如说是文学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好奇和兴趣，更可说明文学并没有也永远不会“终结”，而是活得更加潇洒，更有意味。其实，文学是不会终结的，只要人类存在。或许，人们所追寻的是更为自由和民主的创作方式，更加随意与灵活的文字书写。于是乎，新的事件、新的现场、新的面孔、新的动作等等，自然而然地从钭缝里时不时冒出。面对如此境况，虽说不上有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连天烽火，却从更广泛的视野中说明文学这方天地，依然如火如荼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生发、蔓延和扩展。只是，在这种局势中，在全球“华文潮”汹涌和“汉语热”升温以及多重社会语境下，我们期待视野中所向往的那种关乎人心与灵魂的，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的文学乏善可陈。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文学的不断追寻和探索的信心。我们同样可以从不同视角进入文学的外部和内在真相，去捕捉和观察那些浮出水面的浪花，从而透视更为广阔多姿的华语文学世界……

一、小说：走向火爆和狂欢的年代

这是一个小说依然火爆和狂欢的年代。

各种各样的小说，长篇、中篇、短篇、微篇的，新潮、先锋、传统、写实的，历史、现实、乡土、情爱、玄幻、武侠、军事的……，不论从类型、题材或创作风格等观照，堪称应有尽有，千奇百状，令人眼花瞭乱。再加上网络小说的出场和推波助澜，素以“诗国”美称的泱泱国度，庶几已转化为“小说中国”。或许，在网络化时代，虚拟或虚构才是得天独厚的专利，于是，以虚构和叙事为圭臬的小说之所以风生水起，铺天盖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能因为小说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也是许多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所忽略和漠视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以虚拟或杜撰为能事，把那些虚里花哨泡沫式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统统塞进到小说里面，以为这才像小说，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创作。如是，堪称排名全球第一数量的各种或长或短的华语小说，尤其是长篇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这看似一种创举，却在繁荣的表象之后，让人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可有可无的庞大文字废墟。为何如此尖刻地这般形容，盖其源是大多数小说未能以胆识、睿智和真实感人的力量洞穿世事人情，揭示生活的或人的灵魂的内在真相。因此，我首先表明的是，在判断、解读和评介一部（篇）小说时，我更愿意从真实出发，期待能读到令人喜欢的真东西（当然我这样表达并非否认小说创作中其他方面的作用），即能让人感受到的内在的真实，灵魂的真相。何谓小说的真实？从整体上看，它应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艺术空间（结构），包括其中的人物、事件和环境。这与现实主义没有因果关系。在这个自足的空间中，倘若抽取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可能是荒唐的或不真实的，但在小说中是真实的。作家最大的本领应是构造和表现这样的真实，而非再现。尽管所谓真实永远不存在于小说之中，但一部优秀小说之所以比真实生活乃至比梦幻更有力量，乃是作家以特殊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巨大的艺术勇气，让作品超越文本以唤起读者共鸣的，并能获得某种精神价值的共振磁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当然，我们不可能苛求任何小说一经出手都像《红楼梦》，或像《阿Q正传》。但是，“我们说小说要真实，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李敬泽：《为小说申辩》，《文学报》2007.1.25）并且，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似乎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关，即便是处于转型期的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关注和表现广大乡村的、与大地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小说，依然是当下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个亮点。2006年的小说写作中，同样有增无减。这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如是说来，有较大影响且值得推荐的长篇有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铁凝的《笨花》、韩少功的《山居笔记》、范稳的《悲悯大地》、刘亮程的《虚土》、莫言的《生死疲劳》、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移民海外，目前来来往往于世界各地与中国之间的女性作家严歌苓。她是一位勤奋多产，在海外华人作家中连续保持最佳状态和最为叫座的重要象征。其笔触摇曳多姿，风神独具，且兼双语写作。她笔下既有展现海外华人生存状态的际遇，也有呈现跨文化交际的境况；又有对过去中国乡土的叙事，更有反映现代女性在历史动荡中颠簸沉浮的成长命运。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写作总是试图探入到无意识深层，在一种非常状态下把人的灵魂放到极限中去拷问，自觉地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以文学的真实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她写《扶桑》、写《少女小渔》、写《女房东》、写《雌性的草地》、写《谁家有女初长成》，近来又写《天浴》《一个人的史诗》，06年除了捧出了“非洲小说专辑”三个精致短篇（《上海文学》2006年7期）外，长篇力作《第九个寡妇》尤为令人震惊。展卷细阅，一种纯净坚韧的人性之美扑面而来，在作家精心建造的整体结构中，主人公王葡萄的大半生贯穿了中国现代史的主要阶段。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眼睛透视人情世态，其中展示的生活场景成为民间普遍情态的模拟。在历史变迁的风雨旅程中，这位极富个性的女主人公，在民间伦理体系中是不洁的寡妇，也是至真至孝的好人。在官方话语中她是一个被压迫至麻木的劳苦民众，又是工作出色的模范，也是思想落后的生坯子。相对于识时务的革命分子而言，她简直是神经错乱。然而，她却运用人性中最简单朴素的信念去应对瞬息万变的世俗时事，始终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不肯随波逐流，展示出人性中的善良与坚忍。小说多次写到她的“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不知轻重”，“像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像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她的所有行为都源自善良的本性，其是非标准是民间潜规则与自然人性的结合，她用自己普通而传奇的人生书写了可贵的人性。作家“用生活细节使离奇变得无奇”（严歌苓语），小说细腻而真实地表现出现代性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通境遇，常常掺和着人性之间所具有的矛盾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严歌苓书写和传达人性的功力已臻化境。严歌苓的写作，常常是跨越族性的，不论是反映异质文化的冲突，还是展示现代性与人性的激烈交锋，皆能呈展出一种古远的绵延至今的雌性（母性）情结，既能折射出动人心魄的光华，也可视作人类心灵与生存状态的一种启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感受到藏在字里行间和作品背后的一种厚重与大气。

如果说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取材于土改时期中国的乡村生活，那么，铁凝的《笨花》铺叙的则是清末民初到上世纪50年代冀中平原一个小山村的风云变幻，它们的相互补充串联起回望现代女性的沧桑历史与曲折成长的命程。同样的，对于乡村世界的表现，如果说铁凝的《笨花》相对稳妥而艺术地处理好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莫言的《生死疲劳》采用的却是迥然有异的另种意识形态立场。铁凝体现的是“平原美学”，即表现世俗烟火与乡土生活中蕴藏的美质，莫言体现的人与土地之间坚守的带有思辨色彩的一种内在精神。韩少功的《山居笔记》则延续了《暗示》、《马桥词典》以来的文体特征，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似可当作越界写作。在其笔下，想象之中的乡村或故土，乃是现代人的心灵栖居之所。作家对农民生存哲学的理解或谐调，对民间奇人异事的描摹，让人看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乡土叙事风格。

有趣的另一种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的拓展不仅强化了现代性视野，而且从生态视野看，延及到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生活中，范稳的《悲悯大地》、刘亮程的《虚土》、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还有红柯的《乌尔禾》、阿来的《天火》等，皆属于其中的佼佼者。《悲悯大地》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悲悯情怀，小说起于仇恨而终于悲悯，这是作者继《水乳大地》之后的另一力作。主人公阿拉西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来说，具有不容否认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在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牺牲自我以普渡众生的悲悯情怀，当可视为一种高尚的精神选择。

此外，在华语文坛上不断产生过奇迹的史铁生和苏童，前者以《我的丁一之旅》再次引人瞩目，作品与他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思考和展示人与性的关系，通过正面的描写探寻一切与性、与爱、与存在、与肉体、与灵魂有关的问题。后者以《碧奴》作为中国第一部参与“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苦难和生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重温了一次来自民间的情感生活乃至探讨一种民间哲学。或给现实生活注入人文关怀，或给历史注入新的活力。本年度颇具阅读人气的有：都梁的《狼烟北平》、杨志军的《藏獒2》、王海鸰的《新结婚时代》等，比较优秀的长篇，尚有艾伟的《爱人有罪》、刘庆邦的《红煤》、汤吉夫的《大学纪事》、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许春樵的《男人立正》等。

至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尽管近年来未能尽如人意，但依然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譬如，乔叶的《打火机》、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戴雁军的《黄金剧场》、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陈希我的《上邪》等。短篇中具代表性的有张惠雯的《水晶孩童》、秦无衣的《灰狗》、魏微的《姊妹》、姚鄂梅的《黑眼睛》等。恕勿一一展开评述。

二、诗歌：平实之中期冀精神品质提升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其声音如何力求凸显出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引人深思。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我们应特别关注诗歌品质的提升问题。纵观诗坛，诗歌的书写基本上属圈子内文学。从创作态势上环视，尽管“发烧友”特别多，这有难以计量的诗作问世，但真正具有独创性非凡品质和领异标新的精品甚为鲜见。想象的贫乏，语言的粗糙，叙事的泛滥，精神的滑坡，导致诗歌成为一种随涂随抹的平俗化书写，至于网络诗歌的良莠并存，杂乱不精，已成滥套。从艺术本体上观之，诗歌本应是人类精神现象的个性化艺术形式，应该是灵魂的一种升华，应该有对生命苦难意识的深切体恤，对人类的人文关怀与悲悯精神，要自觉地沉潜到当代生活的内核或底层，走向内心本源，不能急功近利，而应有清醒的话语意识和艺术创造精神，尽力寻求自身的价值、立场、深度和独特性。从传播媒介上看，如果说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和市场成为某种必要，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在精神品质上的降低，因为说到底诗歌的灵魂不可或缺。但为数不多的主要刊物发行量不容乐观，读者半径日见缩小，诗刊诗报处境相对窘迫，步履维艰。况且新诗的读者面没有当今小说的读者面广，难怪乎更多的诗人选择了默默地写作，或则远离这种喧嚣或窘境，至于诗歌在理论批评方面的缺席，诗的边缘化日益加深几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诗歌作为一个写作系统而存在，却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不断派生出各种艺术元素和观念，在转型期的时代把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甚而趋向于社会或公众的期待视野之中……

面对2006年华语诗坛，同样的要挑选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篇，的确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情。诗坛的平实和多元，诗星的时现或时隐，可谓千头万绪，风情万种，非三言两语能述尽。我只想选择其中闪亮的几颗谈点感想。他们是雷平阳、芦苇岸、路也、李轻松、苏历铭、胡续冬。

雷平阳是近年来甚为活跃的华语青年诗人，曾有诗作引起广泛争议。如果让我打个比喻，我想，雷平阳像是一台钻井机，在特定的地理方位，专注地对准和挖掘那些让人忽略却人人了解的“点”，其笔触所到之处总能在细微而粗砺的地带发掘或抽取出生命的悲悯与欢欣，他是一个善于钻与探的诗人，天性中隐约流曳着一种强悍、隐忍而干练的品质，也许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异性，让他所律动的文字或词根不仅洋溢着独异的乡土气息和精神重量，同时又具有个人性的诗歌写作风格。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雷平阳诗选》为我们见证了一个青年诗人在写作上那种特殊的心路和成长历程。

苏历铭是一名“海归”诗人，在诗歌之路上已走过20多个春秋。他站在边缘处看世界看人生，静观自然万物。总体观之，他的诗是现实的，又是精神的；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是变化的，又是相对恒定的；是个人的，又是直面生活的。他如一个行吟诗人，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他在《诗刊》2006年6月号（下）发表的“作品回放”14首、“新作展示”13首，从中庶几可见其诗歌写作的艺术追寻和变化轨迹。

接下来让我们把聚焦转移到两位青年女性诗人身上。一个是路也，一个是李轻松。路也，一个在旅途上的歌者，“上面的起点或终点永远都是那两个地方∕我无法停下来∕也不能改变方向”（《旅途》），她自言“常常想象我在古代可能会有的生活。”真叫人惊讶于她把诗歌与生活如此巧妙地组合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的能力。现代与古典，感性与智性，世俗生活的渲染与诗歌神韵的传达，女性意识的张扬与审美情趣的流动，处处闪烁的灵光与艴艴文脉交相辉映的纹理弥漫于字里行间。《诗刊》2006年9月号（上）“每月诗星”推出她的《两地山河》诗两组，《诗潮》2006年第2期刊发的组诗《枫香树及其他》便是明证。我想借用她那首《简金枝》的诗句来描述：“如果你是植物∕那你一定是一穗麦子。∕壮丽的风叩响阳历六月∕你连周身的空气都是谦卑的∕小小的弧形的壳子包裹着∕一粒一粒的真理。∕那真理是馨香的，是米黄色的。”如果说，路也是生长扎根于齐鲁大地上闪现着真理馨香与智慧光芒的、且又谦卑的“一穗麦子”或一株植物，那么，李轻松应是一个翔舞飞腾于东北平原上令人“勾摄魂魄”的“天使与魔女”。换言之，路也是属于大地的，李轻松是属于天空的。说李轻松像天使，那是其诗满眼皆是令人眩晕的色彩，仿佛有着某种神谕的力量，成就了她诗歌的独具的天才表现；说她是魔女，是她诗中时不时喷发的魔幻般神秘而灵动的语言光泽，并以此为我们展现一个神话般超现实的世界。她在《诗刊》2006年11月号（下）所发的“作品回放”11首，“新作展示”10首，读之的确令人大快朵颐，仿佛置身一个开满词语花朵的艺苑里，仿佛走近了诗歌的天使与语词的魔女洞开的奇特世界。请听《郁金香的下午》中的一节：“这郁金香的下午∕我左手是飞鸟，右手是鱼∕漫游时光中最易触到的痛与痒∕隔着这茫茫世界，低头狂想”……

从严格意义上说，胡续冬是一位真正的学院诗人。他在北大上本科、读研攻博，然后留校，之后又出国两年。可以说，校园生活几乎是他的全部。然而，他置身校园又超越校园乃至书本围墙，他以聪敏、灵动而丰富的感觉，在内心寻找到繁复多彩的表达方式，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其中洋溢着鲜活的现实生活感和富有生命情趣的个性化气息。他在《诗刊》2006年3月号（下）刊发的“作品回放”九首，“新作展示”十首，能让人感觉到，他总是喜欢发出独特的、甚至带有怪异的声音，如是使他的诗在学院中显得另类。用诗评家姜涛的话说，是“对癖性的发明”。芦苇岸，出生于云贵高原上一个偏僻的土家族山寨，现供职于浙江某地区晚报社。芦苇岸作为一个诗人，最难得的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和写作精神，其诗大多立足于乡土，富有浓郁生活气息，蕴含质朴的世俗情怀。他的思考在诗里时常闪烁出理性的光芒，但他不凌空虚蹈或故作姿态，而是把思考落实到日常生活细节中。他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语言气味，呈现了诗人对世界、对生命、对现实的痛感、谦卑和情怀。《中国诗人》2006年第一卷（下）“开卷诗人”栏目特别隆重推出他的《冷，或曰：道德经》组诗，让我看到这位土家族诗人所流露的那份朴素而动人的诗意，以及蕴含其中的那种悲悯意识、草根精神和人文关怀，并因此使他的诗歌笼罩着一层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和美学旨趣。

尽管诗歌在运行的过程中能否再度风光或重返八十年代一样的激情尚是一个未知数，但诸多主流刊物依然沿着既定的路向持续而坚定地迈开步伐。无论是《诗刊》、《星星》的扩展，还是《诗歌月刊》《扬子江》《诗潮》《中国诗人》《绿风》等诗歌专门性刊物，包括众多的遍布于各个角落和地带的诗歌民刊等，大多保持其潜在的活力。或许，它们的在场便是对诗歌能否持续发展的最佳回应。如此说来，盘点一下2006年的华语诗坛，除了以上列举的诸位诗人外，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诗人，他们也有不俗的成绩和表现。如沈苇、徐俊国、宋晓杰、王顺彬、江一郎、刘川、阳飏、简明、鲁西西、王妍丁、谭延桐等。面对纷繁多姿的诗坛，许多在本年度有所收获和作为的知名或不知名的老中青包括后起的诗人们的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正是他们的共同参与和创作热情，才形成了当下诗歌生态的基本风貌。

三、散文：地火依然运行且方兴未艾

在当代文坛，散文创作似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热点话题，不仅许多小说家、诗人都“转型”走向散文的腹地，而且许多学者、编辑、娱乐界人士乃至官员都纷纷投进散文的怀抱。无论老一辈、中青年诗人作家，还是后起的新生代、80后“军团”，无论是实力派、少壮派，还是个人化写作、新散文写作等等，散文写作似乎成为一件时髦的外衣，人人都想披挂上阵，大踢拳脚，一显身手，这固然是散文界的荣幸，说明散文写作热的地火依然运行，方兴未艾。然而，当我们走进那“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散文天地，在其繁荣的背后，我们同样发现，当下散文存在着不少值得反思和警惕的问题，譬如如何在散文文体和观念上进行更有效的变革，散文是否要以长方能取胜或取悦于读者，怎样克服散文中纯实录的记述，还有散文的过度抒情是否会带来诗意的缺失，如何处理好历史、当下和个我之间在散文中的表达策略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值得每一个从事散文写作的人们深思的。每一个关注散文命运和发展前景的热心写作者、评论者、编辑者包括广大读者，其实都在寻找着他们最喜欢的东西，而这肯定是那些最吸人眼球，最撼人魂魄、最扣人心弦的文本。

在这里，我想向读者隆重推荐一位可能在国内文坛还是相当陌生的名字，他叫木心，初看还以为“80后”新冒出来的写手，原来已是79高龄的老作家。他是一位地道的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尽管在海外早已享有盛名。今年度他以一部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大陆首次亮相。其中最为吸引人的应是他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写散文，堪称华语散文界的一项创举。此外，他在行文构思，布局谋篇和修辞方面同样独具匠心。用意识流写小说已非什么新鲜花样，但成功地驾驭于散文写作中，在华语文学史上，恐怕非木心莫属。

张宏杰在《当代》06年第一期发表的《王莽本纪》，堪称华语散文的一项新收获。把历史题材用散文形式展示出来，并融入小说写人写景的手法，是该文发出的亮点。这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作者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方法，用浓墨重彩，多侧面多视角立体式地刻画了王莽这位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文章重识见，有自己的对历史与人物重新审视之后的感悟和真知灼见。另一位把笔触延伸于乡村腹部的作者李登建，以其《千年乡路》展示了故土的人物风情、历史画面，并让这条路连接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条千年乡路，它让人的心灵抵达久远的故乡。

女性散文写作群体日趋壮大，备受关注。曾风靡诗坛的著名诗人舒婷挥写的《书祭》，以一部《有快感你就喊》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实力派作家池莉的《熬至滴水成珠》，尤能吸人眼球。《书祭》发挥诗人潜在的优势和才情，思绪腾挪跌宕，叙说温婉多姿，情韵并茂之中饱含深厚意味，而看似祭书，实在祭人，足见其巧妙谋篇之功力。池莉的散文随笔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她的小说更机智、淡泊和洒脱。或者说，她以写小说的练达，再辅之洞明世事的学识，加之自由散淡的心态，使她在经营结构散文中多了一份超然和豁达。如果说池莉写小说是入世的姿态，那么，她写散文则是以出世的姿态入世。于是乎，其散文虽源自生活却高于生活，至于文字的魅力就不言而喻了。

2006年度华语散文天地，尚有一批质文俱佳的上乘之作。如王充闾的《人生几度秋凉》、铁凝的《车轮滚滚》、张大威的《夜肤之香》、南帆的《纸上的江湖》、王开岭的《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李存葆的《神农架启示录》、张守仁的《我日记中的橡树林》、李元洛的《异国读屈原》、王兆胜的《三哥的铅色人生》、熊育群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等等。它们构成了年度散文的标高，也体现了文学的坚守精神。

四、评论：亦静亦动中话题多有活力

2006年的文学评论界又有怎样的动静呢？限于篇幅和阅读视域等因素，这里无意对本年度的文学评论（理论与批评）进行梳理，只想谈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话题。一是关于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回”或“重返”的问题，一是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探讨。就前者而言，由三联书店推出的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无疑的是本年度中最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其实，关于“重返八十年代”近年来在学界已掀起一股热潮，或者说已逐渐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一个公共热门话题。2003年起《新京报》就开设过“80年代专题访谈”，2004年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我们的八十年代》（旷晨、潘良编著）。之后，《文艺研究》与《当代作家评论》这两家在当代文艺界素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则先后以系列文章或专栏的形式“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李杨与程光炜两位学者身体力行地投入其中，并且清醒地表明他们的主张，乃是“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查建英精心策划而出的这部《八十年代访谈录》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正合其时，庶几成为这一热潮达到火候的一种象征。该书以文化为纲，特别鳞选部分在八十年代国内文化界叱咤风云的文艺界人士作为访谈者，其中有阿城、陈丹青、陈平原、李陀、刘索拉、田壮壮等，他们至今依然是各自领域的中坚人物，至于北岛、崔健等人，则是那个年代的“焦点人物”。与这些重量级文艺界人士的对话访谈，对“重回八十年代”是一种最具说服力和可靠性的明证。从该书的封底上赫然列出的醒目的语词，譬如八十年代的常见语：激情、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等，九十年代至今的常见语：现实、利益、金钱、市场、时尚、世故、焦虑、商业等，隐约可见作者的初衷和愿望，旨在呼唤或重构出一个类似八十年代的理想化的人文精神生态，并藉此抵御或对抗平庸化与商业化泛滥之下理想失落且流于浮躁的当下。或许，这正是“访谈录”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之所在。

既然我们置身于新的时代语境，在新世纪已走过五六个年头，这里特别概说一下“新世纪文学”命名与探讨的问题。有人以为，如同重返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一样，“新世纪文学”不仅仅指代某个时间段的文学，而是隐含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特质、精神指向与审美选择的一种路向、脉象或预期。评论家白烨曾撰文《当代文学研究两题》（《南方文坛》2006.2），文中对“新世纪文学”的命名缘起作了具体梳理，指明此命名直接源自200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展开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在这场由许多当代学者参与的对话中，《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的表现尤为活跃和突出。在本年度，他除了充分利用其刊物进行轮番鼓动和强调，而且蝉连撰文表明“新世纪文学”提出和研究的必要性，为命名的合法性寻找更多的理由并展开理性的思索。诚如作者所言：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乃是又一次将“中国文学”时间化了，并在这种时间化的意义上，将其进行了一次历史总体化。对此，张未民先后发表了《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1）、《中国文学的时间——关于“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南方文坛》2006.5）、《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作家》2006.7）等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文章。由是观之，置身于新世纪，能如此这般从容地提出并践履巩固“新世纪文学”的决心以及为此作出必要的理论建构的勇气和付出的劳动，着实令人刮目。这与其说是文学评论界难得的一道充满活力的景观，倒不如说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幸运和征兆。至于部分学者对此提法尚保留意见，或怀疑这一命名的必要性等，其实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

此外，对于底层写作的论争，在2006年里燎开的烟火同样令人难忘。这场论争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几乎集中地围绕“底层经验与文学表述”这一话题。南北两个著名学者南帆与张颐武，还有海上的吴亮等皆卷入这个漩涡之中。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4）、《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2006.2）、《底层与大众文化》（《东南学术》2006.5）等，依然以其理论锋芒和思辨才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种种追问。张颐武的《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再思考》（《中关村》2006.8）中则指出了知识分子热衷于提出底层议题背后的症结。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还有郜元宝的《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兼论近年“崇胡贬鲁”》、孟繁华的《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之一》等等。令人欣喜的是，部分早就蜚声于海内外评论界的著名学者，在本年度推出的论著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譬如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增订版。人民文学社版）、王德威的《当代小说20家》（三联书店版）、黄维樑的《新诗的艺术》（江西高校出版社）、孙绍振的《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等著述同样让人受益匪浅。

综观2006年的文学评论，话题多，视野阔，有争鸣，具活力。堪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风吹雨打式的论争似乎构成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一个气象学的标志，无论触焦的是重返八十年代访谈、新世纪文学命名、底层经验与表述之争，还是知识建构论争、意识形态争论，包括所谓调和论、终结论、祛魅说、边界说的提出等，皆自成一种状态，也多多少少为文学评论界带来一丝动感。然而，动也好，静也罢，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实质性地、有效性地强化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实践品格、内在生机和学理内涵，让华语文学评论自觉地朝向一个健康、活跃和自由的理想状态变化和发展。

五、华语文学：新人辈出与期待视野

新人新作的出现最为令人惊喜。纵观文坛，新人辈出，令人刮目。认真盘点和回顾，乔叶、徐则臣、秦无衣（美）、阿贝尔、张翎（加）均是值得关注的作家，他（她）们任何一人捧走“2006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都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本年度“杰出成就奖”，该花落谁家？肯定是最抢眼最引人瞩目。铁凝和韩少功这两位文坛大腕，当可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或许，也合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原则。这里就不赘言了。

2007年初春于复旦

（附注：本文系作者作为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30名推荐评委之一所写的推选感想修改而成。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