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南

　　接上文 二、女性（主妇）在士人家族中的角色

　　1、维持家业，存恤族属

　　宋代经济发展，文化普及，社会开放程度较高，随之而来的方方面面的竞争亦日趋激烈。这种社会变动，使得家族的维系功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之相应，家族中的管理职责日益繁重，担任管理事务的主要角色之作用日形突出。

　　从根本上说，士人家族的经济来源决定男性是家族中的核心。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家族中的主要男性成员，或在外仕宦、或居家治学，难以经常管理产业、照应族群；主妇因而成为家族内部大量事务的实际主持者。尽管她们在家族中的地位与其实际作用往往不能相称，记载她们事迹的史料更少得可怜，但其身影、其踪迹，是不可能被抹杀得一干二净的。

　　北宋前期的苏州名族谢氏，自谢涛、谢绛至谢景初兄弟等，代有闻人。梅尧臣夫人是谢涛的女儿，他曾经多次对挚友欧阳修称赞夫人的治家之道：

　　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穷于世久矣，其出而幸与贤士大夫游而乐，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使吾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10〕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六，有他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为靖州推官张廷杰妻李氏所作墓志铭一篇，其中说，年轻的李氏嫁到张家之后，勉夫教子，嫁女叔，抚宗族，经营调度产业财物，使得平江张氏名声大振：

　　时甫逾笄，虽不逮事舅姑，而承尊抚卑适其戚疏，人无间言。女叔在室者三，夫人礼遇勉饬，相继为名人妇。当是时，平江张氏义声闻浙河以西，繄夫人之助。

　　刘宰《漫塘集》卷三十有他为吴江叶府君妻所作《故安人陶氏墓志铭》，其中记录了陶氏之子的一番话：

　　吾兄弟之不肖，丧吾先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坠其家者，惟吾母是仰……

　　在传今的记叙宋代苏州士人家族中妇女事迹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支度难于周转之际，夫人们往往靠典卖自己首饰，以应家族急需。例如，陈氏为苏州大姓，仁宗时，太子中允陈之武的女儿，嫁给了曾经在苏州主持学事的太常博士王逢；据说她将“博士禄赐尽之宗族朋友，不足则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11〕北宋末，钱观复父亲钱衍去世后，营葬困难，观复妻徐温“斥所御簪珥等，鬻之以佐其费”。〔12〕南宋时，魏炎的母亲胡慧觉，因为丈夫“不治生事，留选调三十年，居闲之日什八，间得俸亦不满万钱”，用度拮据，自己“日出簪服质贸”，以维持家用。〔13〕单莘的妻子叶妙慧，嫁到境况不佳的单家后，也“密以嫁时簪珥鬻以为助；又攻苦茹淡，专力区处”，独立支撑着家业。〔14〕……在当时，家族中的主妇们受到活动范围的限制，经营家业的手段显然十分有限，她们在可能的条件下，默默地尽着自己的努力。

　　相比之下，维持生计更为艰难的，是一些外来的家族。

　　宋代苏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吸引了大量外来士人，素有“衣冠虽盛皆侨寄”之说。〔15〕这些所谓“侨籍”的士人家族，经济状况大不相同：在此仕宦多年、谢事卜居者，优游富贵；而素无本地之发展基础、特别是遭变乱流徙此地者，则步履维艰。

　　女性在士人家族中所起的作用，是与家族的社会境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主妇所处的特殊地位，当家族命运艰危之际，撑持门户、团聚家族成员的责任往往落在她们肩上。

　　原籍福州福清的黄氏，丈夫林高、儿子林概先后科举入仕，不幸于仁宗年间相继去世。当时林概诸子藐然，“林氏殆将绝”。黄氏“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她“葬两世于吴郡，携诸孙客居于吴”，在“旁无支亲援助”的艰难境况下，“斥卖簪珥以经理其家”，“粗衣恶食，毫捃毛蓄，以至于有田亩屋庐……而待寒暑备饥乏”，将诸孙抚育成人。这正如刘攽在《林氏母黄氏墓表》中所说，“林氏盛衰三变，系夫人是赖。”〔16〕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武举状元周虎的母亲何氏，“家世山阳著姓”，战乱族破，辗转飘零，嫁给同州周宽仁子，既而安家于苏州，自播徙来吴，生计落然。然先君（按，指周虎父）固守门户，终不肯叛去缝掖、营什一之利，聚十数学子，资其赀谢以供耳。夫人能俭薄，缀积纤微，量宽计急，户内晏然不见疏罅。客睹疏莒什器不乱，未尝肯深信其家空乏也。〔17〕

　　在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家庭经济状况尚可维持的情况下，经管产业、存恤族属，成为侨寓苏州的家族之首要事业，在实际生活中，这往往是由主妇们主持操办的。

　　北宋初期，朱长文的祖父朱亿自明州徙居苏州，于姑苏城外置办了田产，创下了朱家在苏州的基业。太宗后期朱亿应召入仕，明道二年（1033年）去世。他的夫人吴氏，治家有方，于庆历年间在苏州城内凤凰乡集祥里购得前吴越钱氏遗留的一方园圃，是即日后被命名为“乐圃”的朱氏亲族聚居处。〔18〕

　　章甫（字端叔），属建州浦城章氏珠林之族，在他于熙宁三年（1070年）登进士第后，“珠林之族浸显”。崇宁间，因议元祐党籍事得咎，“挂冠退居吴门”。章甫夫人沈氏，是熙宁宰相王安石甥女、起居舍人沈季长的女儿。他们的儿子章宪、章 ，都是两宋之交著名道学先生杨时的学生。章甫本人以敦恤族属，“为之长虑”著称，而据《龟山集》卷三五杨时所作《章端叔墓志铭》：

　　公襟度简远，未尝问生事。然奋羁旅起家，阖门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力也。其经理家事，无巨细皆有节法，丰而不侈，简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

　　杨时对于章家情况的了解，大多来源于章氏诸子，无疑是可靠的。由此可见，这一家族中经济活动的实际组织者是沈氏而非章甫。

　　又如，“震泽先生”王苹的父亲王仲举（字圣俞），科举“三黜于礼部”，于是隐居于苏州，据江公望所作《王圣俞墓志铭》，他侨居吴门，生事牢落。治田百亩，数遭岁登，馀数年之蓄，俭勤日以给，冠婚、祭祠以至宾客之豆皆出于是，不外取也。……亲故艰匮不给者周之，族之孤不能婚嫁者婚嫁之。〔19〕

　　然而，王仲举自己平时“杜门读书，虽邻里不识面目”，显然治理家业的并不是他本人。江公望在下文中透露了个中消息，他说：“（仲举）妻方氏，敬顺惠和，以承君志。族之长者至其家，馈事如舅姑，无怠容。君于闺门间不见细过，方氏之力也。”

　　女性处于家族重重矛盾旋涡的中心，如何经理资财，如何协调多方关系，成为她们时时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这涉及到家族乃至区域社会的稳定与否，因而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卫泾《后乐集》卷一七有他为岳母章氏所作《行状》，其中着意表彰了章夫人存恤其夫盖氏宗族的事迹：

　　既有家，上承姑嫜，旁接姻戚，下御妾媵，罔不顺适，闺门之内，愉愉如也。初，侍郎处穷约而轻财尚气谊，家无余资，夫人竭力营陔，养具，问衣佐，虽罄奁笥不惮。侍郎得以悉意讲学，从之游者日盛，后多为闻人。侍郎素友爱，自夫人之归，愈无间言。诸姑以孀独来依，夫人尽礼敬、同甘苦，始终犹一日；死葬之先茔之侧，以便时祀。有妹在室，夫人资送特厚，至损首饰予之。侍郎尝欲舍其孙而官犹子，夫人从臾不遗余力。昆弟之孤在左右者，自幼及长，拊育诲化；男有分，女有归，夫人之助多焉。平居自奉简素，周人之急常恐不及。亲旧贫不能自存者，皆有常饩；岁饥里闾艰食，则发廪损市值以倡巨室，全活甚众。……自侍郎即世，夫人理家政井井有条，门祚益大。

　　像谢氏、沈氏、方氏、章氏这些为家族凝聚安定作出贡献的女性，通常在家族成员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方汝勉为“姑苏故从事郎定城令君赵公用”的夫人方静真所作墓志铭中，也说到她在家族中声誉斐然，“赵氏内外五千指咸取则焉”〔20〕。

　　在《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上》中，司马光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这事实上确认了女子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作用。

　　女性在家族中的具体责任及作用，是随其身份的变换而转化的。欧阳修为谢绛妻高夫人所作墓碣中，称赞她“以孝力事其舅为贤妇，以柔顺事其夫为贤妻，以恭俭均一教育其子为贤母”；“于其舅与夫，为妇之礼备；于其子，立家之道成。”〔21〕王安石曾经称道他的妹妹、比部郎中张奎的妻子王氏“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皆可誉叹”。〔22〕

　　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这种“为妇、为妻、为母、为姑”的角色转换，显然都是围绕家族中的男性轴心进行的；她们根本的职责，在于保证家族的团聚兴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本来有其合理性；但伴随这一分工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社会角色倾斜。在宋代，“妇人不预外事”的观念影响很深。所谓“外事”，至少有两层含义：它不仅指社会事务，而且包括涉及外界的家族产业之管理与经营。不过，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士大夫感受到“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的压力，对家族事务的管理采取着比较开明或者说是灵活变通的态度。

　　南宋袁采所作《袁氏世范》卷上《睦亲》中有一段文字说，“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又说，“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据《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中记载，即使朱熹本人，亦不主张斤斤拘泥于古代家礼，而主张适时应变，“参以今之可行者”；以便确保原则要领的贯彻。

　　从宋代苏州士人家族妇女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她们中的不少人事实上管理着家族产业，成为家族事务正常运转所倚重的对象；其中有些更以不同的方式辅助乃至介入了夫君子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