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乘思想的酝酿和形成

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一部分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并接纳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潮，从前1世纪到3世纪，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在北方的贵霜王朝，以及恒河平原上的吠舍离等地，纷纷涌现出来，与维护早期佛教教义的教派形成明显的对立。这种思潮逐步成熟，往往自称“方广”、“方等”或“大乘”，以后就汇集成了统称“大乘佛教”的教派。

一、案达罗王朝与斯里兰卡的大乘思潮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约前2世纪到前1世纪上半叶），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开始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作空前的转移。

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它消灭了已经衰弱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直到公元3世纪方才覆灭。它的南面，另有操泰米尔语的三个小国，其中的朱罗国（即注辇），在前2世纪曾两次侵占锡兰岛的北半部；潘迪国善于经商，重视学术，前一世纪曾遣使进谒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使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和基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失势者，可能是新信徒的中坚成分。

案达罗地区本来是大众部大天系统（制多山部）的活动基地。他们对“制多”的崇拜，向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大众部一般地贬低阿罗汉，神化佛陀，又大大提高了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的地位。此后，这一部派内部的思想仍然十分活跃，在分出东山部和西山部之后，又分出王山部和义成部。

案达罗是大乘中观派创始人龙树的故乡，他生于此，死于此，思想影响异常久远。但关于案达罗整个佛教背景，现今所知甚少。《大方等无想经》（卷6）说，佛灭后七百年，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无明”，其城曰“熟谷”，其王名“等乘”。王死之后，王女增长嗣位，威伏天下，支持佛教，摧伏邪见，遍阎浮提起七宝塔，供养佛舍利。据考证，“无明”是案达罗的误译，“熟谷”指克里希那河南岸的驮那羯磔国，“等乘”则是娑多婆汉那的意译。增长女王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昌盛时期当权，确有其人。说她特别提倡建造佛塔，与那里流行制多崇拜完全一致。又，康僧会世居天竺，8世纪中在吴都建业译出《六度集经》。此经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按“六度”次第将菩萨行组织起来，它的主要篇章，也收集在四世纪辑成的巴利圣典《小部》的《本生经》中。《六度集经》明显地反映了南印佛教的状况，而且恰当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就内容言，不论是“六度”还是“本生”，都是要求佛徒积极入世、慈愍众生的，属于大乘的基础思想。可以说，案达罗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大乘佛教已经酝酿成熟。

案达罗佛教向南传进锡兰岛，成了古代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前77）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也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上极端尖锐的程度。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但一个已得罗汉果的僧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所杀实有一个半人：一个是皈依三宝的佛徒，半个是持五戒的人，其余都是“邪见者”，与禽兽无异，杀之无罪。这当然是在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斗争条件下讲的，但被当作一种教义也在某些大乘经典中表现出来。据说在佛灭七百年后出现的《大般涅槃经》，反映南天竺的一些国家情状，也发挥过类似的观点。

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大乘倾向，起源于无畏山寺部。公元前43年，国内的叛乱和泰米尔人的再度入侵，造成人民巨大痛苦，著名的大寺完全荒芜了，一些僧侣再度卷入爱国斗争的行列。公元前29年，伐陀迦摩尼·阿巴耶王恢复了国家，为了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摧毁了耆那教寺庙，在上面建造了无畏山寺，由摩诃帝沙主持。上座部系统的大寺是全国佛教的领导中心，他们以摩诃帝沙时常往来于俗人家中，违犯戒条为由，将他“摈出僧伽”，褫夺僧籍。摩诃帝沙的弟子反对大寺僧团的判决，也被加上袒护“不清净者”的罪名，给以同样处分。相当一批比丘，投到了无畏山寺。大寺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无畏山寺成了与大寺并立的教派。据说不久。又有一个叫达磨流支（法喜）的犊子部上座及其弟子，也从印度住进无畏山寺。帝沙长老赞赏他们的学说，由此形成了无畏山的达磨流支派。据此，无畏山寺部的思想，被大寺上座部视作外道邪说。

无畏山寺与大寺的分歧，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按照正统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应该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也不应出入世俗人家，大寺派正是引用这类戒条指责无畏山派的。大乘普遍认为，这类规定，只是对背离佛教原则的比丘适用，但不能僵化；假若不能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那将从根本上背离佛法，更不能容许。据此，无畏山长老的行为，同大乘的这一理论完全相应，而大寺派坚持的则是早期的正统戒条。其次，在教义上，犊子部提倡有胜义“补特伽罗”，曾为许多部派所接受，某些后出的大乘经典，更公然主张有“常我”存在，贬低早期佛教“无我”的学说，也是对“补特伽罗”说的发展。无畏山承认犊子部后学的思想，引起大寺正统派僧团的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

约在公元1世纪，案达罗地区还出现了叫做“方广道人”的另一极端派别，他们倡导“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号称“方广部”，亦曰“大空宗”，龙树斥之为“恶趣空”。后来传进锡兰岛，以无畏山为根据地，一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主张，人界所见的佛陀及其一生行事，只是佛的变化示现，佛、佛所说法、佛接受布施等等，本质上空无所有。同样，僧团也不是实体，供养僧团也不会得什么福报。又据《论事》记载，方广部还主张，在信仰和践行一致的条件下，出家人可以结为夫妇。这些说法已经含有大乘空宗的思想。

二、大乘佛教在西域的兴起

自阿姆河到印度河，一直是民族关系特殊复杂的地区。亚历山大和塞琉古两个帝国相继衰落以后，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建立了大夏国（巴克特里亚），帕提亚人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安息国（帕提亚），还有越过帕米尔来自祁连山和伊犁河的塞人和月支人，前者的一部分定居罽宾，后者建立了著名贵霜王朝（大月氏）。

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本来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除了土著的思想信仰，还有希腊、波斯的宗教，尤其是有袄教和婆罗门教流行。张骞通西域以来，加强了与罽宾和我国于阗、疏勒、龟兹及内地的联系，罽宾、于阗等地的巫术和我国内地的一些传统宗教观念，也汇集到了这里。大夏的统治不但使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在理论思辩上也有很大提高。安息继续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一度还作为压制和驱逐袄教的重要力量。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的贵霜翎侯丘就却统一内部，占领了罽宾和高附（喀布尔），赞助佛教的发展。其于阎膏珍以犍陀罗（自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为基地，建起了横跨中亚的强大帝国，与东汉王钥和我国西域一带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似乎曾转向希腊罗马诸神，也信奉湿婆。到第三代迦腻色迦王迁都白沙瓦，国势达到极盛，他积极扶植佛教，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也十分繁荣，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即已酝酿的犍陀罗艺术，更充分的运用到佛教上边。此外，地处阿姆河以北，介乎咸湖与巴尔克什湖之间的康居国，受安息、大月支的影响，佛教也有相当的传播。

上述诸国的佛教状况，除贵霜王朝以外，已经很难准确了解。现在只能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历史记载，反推那些国家的佛教概貌。

公元前2年，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给西汉末年的博士弟子，内容不详。但就当时的一般儒生言，都是既读《五经》，又善谶纬的。制造谶纬，需要妖言神话。公元65年，楚王英供养伊蒲塞、桑门，斋戒祭祀浮屠；公元70年，以结交方士、造作图谶，被控以密谋造反罪。在这里，佛徒被视作方士一类，佛经被当成谶纬看待，不只是反映了当时内地对佛教的认识水平，也表现了西域佛教的一个重要动态，即佛陀的神格化和佛教的巫术化。

巫术化是佛教走向民间的重要标志。《寂志果经》列举佛教内部的“异道邪见”中有：学修幻术，说日之怪，逢占观相，学咒欺诈术，学迷惑咒，观人相面，星宿灾变，风云雷雾，求索良田等，以为这都是要得畜牲恶报的行为，佛徒是不应该干的。像《摩诃僧祇律》等也把“手自然火”、“诵咒行术”

定为邪命范围，明文禁止。这说明，不但袄教对日和火的崇拜，已经渗入佛教行列，民间巫术的渗透更加严重而且普遍。某些僧团的禁令并不能制止这种趋向的发展，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包括安世高、支娄迦谶，以至佛图澄、昙无微等，都同时以巫术见长。现存有多种失译的杂咒佛经，大都出在2、3世纪，也反映了西域佛教的这一趋势。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乘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乘日益向多神主义发展，也是由这里开始的。

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者有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人安世高。他们在汉桓帝建和初年（147—148）进入洛阳，正是贵霜和安息的强盛时期。在2至3世纪中，还有来自康居、天竺和罽宾等地的译家，他们各自带来了故土的佛教消息。

安世高是安息国王子，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安息的官廷。他译介的佛典，集中在阐发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上，其中有理论性很强的《阴持入经》，有把禅定与佛理结合密切的《十二门》和《安般守意》等，也有许多后来被收进诸《阿含》的小本经典。由此看安息佛教，依然保持早期佛教的古典内容和重视个人宗教践行的传统，但在理论上有很大提高，成熟而且系统。另有优婆塞安玄者，持戒通经，汉灵帝末年（189）经商到洛阳，与人共译了《法镜经》。此经特别为“居家开士”（在家菩萨）说法，把“救护众生”、“度脱众生”作为信奉佛教的第一大誓，以“布施”为中心，概述了“六度”的修道方法，这些大异于早期佛教的思想，表明安息也早有大乘佛教，并在商人中流行。此后，在魏晋之际，还有沙门昙谛、法钦等，也是来自安息的译家，前者译出《昙无德羯摩》，属法藏部律；后者译出《阿育王传》等，在天龙神话中杂说小乘教理。安息的小乘佛教占有明显的优势。

月氏有可能是早期大乘经典的主要产地。支娄迦谶的译籍中，几乎概括了大乘佛经的所有类别，其中《兜沙经》，后来被收入《华严经》，《道行般若》被编入《大般若经》，《平等觉》、《阿佛国》等，被编入《大宝积经》，至于《般舟三昧》、《文殊问菩萨署经》等，则被收进所谓《方等部》。其中《道行般若》，开辟了大乘空宗的广阔天地。《兜沙经》把佛推广到十方世界，随人变现，无所不在，释迦只是其中的化身之一；

《般舟三昧》将禅法引到观想诸佛和诸佛皆幻的境界；《平等觉》则创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其经典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杂，现示月氏佛教的大乘化在1世纪已达到很高的程度。8世纪上半叶，在吴都建业的月支人支谦，继续大量译介大乘经典，其中《维摩诘经》，号召佛徒深入社会底层，救拔众生，把在家佛徒的地位，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对小乘佛教讥贬呵斥不遗余力；介绍菩萨的经典和各种咒经也占相当比重。月氏的小乘佛教在民众中的威望似乎远不如大乘高。

3世纪中叶在交州译经的支疆梁接，大概是由天竺经海路来的月氏人，他译出的《法华三昧经》，稍晚一些，由另一个月氏人竺法护在河西走廊重译为《正法华经》。此经站在大乘的立场，对佛教内部各派采取调和态度。它分佛教为“三乘”：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所乘工具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为了出离生死火“宅”，故统归之一乘，所谓“佛乘”。它不但宽容了一贯反佛的调达，而且预言调达将来一定成佛。这是大乘思潮占有优势，充满自信的表现。

竺法护世居敦煌，约8世纪中，随师西游36国，带回大量佛典，经他译出的，有159部，309卷。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贵霜王朝末期，佛教在葱岭附近诸国的发展情况。此中除上述诸人译介者外，还有后来被收入《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收进《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和《如来兴显经》，也有归为一般方等部的《普曜经》。其中《密迹》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佛徒以三密修行，为佛教向密宗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渐备经》用“三界虚妄，唯是一心作”统一“十二因缘”的多元论说法，为大乘唯识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两部经，特别用日光譬喻佛身之普被众生，由佛身发大光明，表现佛之神威和慈愍。这种将佛喻为太阳，显然是受太阳崇拜和袄教的影响。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影响曾远及我国于阗。据《洛阳伽兰记》和《西域记》等记载，于阗佛教始自随商队来的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他说服于阗王信奉佛法，建造伽兰。时当公元前1世纪，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传说所建伽兰，就是著名的赞摩寺。260年前，于阗有大乘经的消息，已为洛阳所知，朱士行遂去于阗求得《放光波若经》梵书正本90章。此经在将被送还洛阳之顷，受到于阗小乘学众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要求于阗王禁止传出。经过若干波折，始在内地由于阗沙门无叉罗译出。286年，同本的《光赞般若经》经于阗沙门祇多罗传来，由竺法护译出。

这类简略的事实表明，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已流行，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的流通，已经不可遏制。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状况。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也是大月氏佛教传进的必经之路，同罽宾、于阗、疏勒以及天竺，交往颇频繁。

3世纪下半叶，有所谓西域沙门白延者，游化洛阳，重译《首楞严》、《无量寿》等大乘经典，一般认为他就是龟兹人。

帛尸梨蜜多罗，传为西域国王子，也是龟兹人，在两晋之交进于内地，善持咒术，译有《灌顶》、《孔雀王神咒》等，被视江东有咒法之始。由此看龟兹，王室也崇信佛教，而且特别向密教的方向发展。有帛远者，河内人（河南河内县），晋惠帝时（290—306），在长安译出方等部大乘经和若干部阿含小经，也传有《无量破魔陀罗尼》等密教典籍。他声被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尤为羌人所拥戴。他的译籍，也反映了龟兹佛教的密教化状况。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理应早于龟兹。《后汉书·西域传》载，元初（114—120）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勤王。《西域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兰。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后回国为王，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非常突出，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国王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3世纪，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献帝时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他们大都是随其先人或经商，或进乱辗转进到汉地的，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因此，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但他们都信奉佛教，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

第二节 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及说一切有部

一、犍陀罗和罽宾的佛教一般

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统治领域，也是大乘佛教生长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在希腊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加上佛教对于佛本生的鼓吹，直接产生了对佛的偶像及其前生菩萨偶像的崇拜。为了表现佛的本生和菩萨诸行，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希腊艺术的支派，早在大夏统治时期就影响了寺塔等佛教建筑，偶像崇拜的发展，使希腊的雕刻美术在佛教领域大放异彩，其传播范围，越过葱岭，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关于佛的本生和佛像崇拜，尔后也为早期佛教各派所接受。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也反映了这种混杂的情况。但就整体育，这个王朝着力支持的是小乘佛教，特别是其中的说一切有部。

从支娄迦谶到竺法护这些来自月氏的译家，虽然以介绍大乘经典为主，同时也译有若干小乘经籍。除后来收入诸《阿含》的小经外，像不知作者的《那先比丘经》和法救的《法句经》等，就是有部的著名论著，而有部的活动中心，也正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犍陀罗和迦湿弥罗。

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据说是阿育王时由末阐提传进的，到迦腻色迦王，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在佛徒中赢得了仅次于阿育王的声望。传说他有鉴于佛教派别争论严重，召开第四次结集。《西域记》载，向迦色腻迦王提议举行这次结集的是胁尊者，主持者是世友；结集的结果，是对既有的 经律论三藏重新释义，各30万颂，其中汉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200卷，就是解释论藏的部分。

据近人研究，玄奘的这一传说，不完全符合史实。有部作为早期佛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在贵霜王朝之前的印度西北部，已有很大势力。从中出现的名僧多，文化层次高，论著的哲理性强，特别引人瞩目。他们为文，不假佛说，个人署名，在此之前是少见的。贵霜初期，有部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据点，分为东西两个僧团。犍陀罗的西方师以法胜为最早，他著《阿毗昙心论》，为早期有部奠定了理论基础。稍后是胁尊者，著有《四阿含论》（无汉泽本）。大体与迦腻色迦同时代的则有世友，著《品类足论》、《异部宗轮论》、《婆须蜜所集经》，法救著《法句经》，妙音著《甘露味毗昙论》和觉天（著作不详），号称有部四评家。此外，还有僧伽罗刹（众护），据说是迦腻色迦王之师，汉译有《僧伽罗刹所集经》。迦湿弥罗的东方师，论著也很丰富。约在迦腻色迦以前百年，有迦旅延尼子作《发智论》（《八犍度》），他的弟子辈解释此论而作14卷之《鞞婆沙》。《发智论》也是有部的奠基性著作；此后又有《法蕴足》、《施设足》、《集异门足》、《品类足》、《识身足》、《界身足》等六部论著问世，发挥和补充《发智论》思想，构成所谓“一身六足”的群论体系。最后，形成200卷的《大毗婆沙论》。使“说一切有”的哲学达到典型化的程度。时间可能与迦腻色迦同时或稍晚。

有部是佛教史上第一个组织起庞大的烦琐哲学体系的派别，带有浓厚的经院气，如果没有国家统治层的大力支持，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他们特别愿意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佛教的思想，与这个地区一贯重视智慧在解脱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东部帅写《发智论》，西部师写《生智论》，都是在智慧上做文章。

有部的论著是在4世纪后期才开始大量译成汉文，译者大多来自罽宾（迦湿弥罗）。与此同时，有部的禅法也被译介过来，并成为中国早期禅思想的主要来源。

5世纪初，鸠摩罗什介绍佛教禅法，其中的五门禅，是综合有部大师世友、众护、胁比丘等的说法。稍后，觉贤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更系统地介绍了有部后期达磨多罗和佛大先的禅法，他们二人都在罽宾活动，被认为是“西域之俊，禅训之宗”。

此外，在有部传承中还有一个被称为菩萨的重要人物——马鸣，在中外佛教史中知名度很高。据鸠摩罗什的《马鸣传》，马鸣，中天竺人，先学外道，后为胁比丘弟子。当月氏进攻中天竺时，被强索至北天竺，受到国王崇敬，广宣佛法。按这一记载推测，马鸣应是迦腻色迦王时人。有部把马鸣当作本宗的重要传人，但他宣说的佛法却是“兼救”、“济物”，大乘的倾向很明显；在印度，他还被看作名诗人，有梵文的多种传记性史诗，如《美难陀》、《舍利弗行》等，以马鸣名义译成的汉文著作有：《佛所行赞》、《大乘起信论》、《问无我经》和《六趣轮回经》等。早期禅史料中，还辑有他的若干颂文。在中国，他和龙树齐名。尽管如此，他的面貌却历来不清，他的著作也真伪难明。像《大乘起信论》，很早就有人疑为伪讬。

二、说一切有部的哲学体系

伴随着部派佛教的大多数愈益趋向入世，佛陀确定的简单明了的人生学说，也朝着探讨人生本原和世界本原的方向转变。本体论成了诸大部派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最能把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是说一切有部。也可以说，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其影响于此后的佛教哲学，极为深远。

有部把分析“法相”作为自己的哲学入门。“法相”的法，指事物质的规定性，或谓之“自性”；“相”指事物的“相貌”，即现象。“法相”就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是一切认识必须直面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世间”没有不知法相的人，如“坚相地”，“湿相水”，“热相火”等。佛教解脱之道就在于超越世间认识，达到无常、无我等特殊的智慧。因此，分析“法相”就成了有部表达自己哲学的主要方法。

《阿毗昙心论》有一个为有部哲学奠基的颂文，谓“诸法离他性，各自住己性，故说一切法，自性之所摄”，大意说，现实的特定事物，是由他的“自性”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自性”，就有什么事物，没有这种“自性”，就没有这种事物。因此，“自性”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此即谓之“有”，或曰“自性不空”；相对而言，被自性决定的具体事物，是变化无常的，是虚假的存在，即谓之“空”。这样，“自性”和它的事物，就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自性是蕴含着转变为具体事物一切可能的独立实体，现实世界则只是它的自性的自我显现。

“自性”的概念，最初来自事物的分类，即对“种”、“族”等类的抽象，如婆罗门，作为种姓的存在，是绝对永恒的，但某个婆罗门个人，则是完全可变的。但任何“种”、“类”，都需要用概念表达，因此，凡“概念”所表达的，必然有相应的实体存在，所以概念也是实在的。概念又需要用语言表达，同样道理，言说名词也是实在的。有部哲学发展到极端，就是肯定一切语言概念都是永恒的独立实体，都属于“有”的范围。把这种观点提炼出来，构成有部哲学的基本命题：“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前一命题，表示“有”是超时态的；后一命题，表示“有”是一种实体。

根据有部的解释，“有”的主要特征是单一性，不变易，不可分，不可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存在。与“有”对立的概念是“空”，“空”的主要特征是可分性，无常性，是多样性的复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存在。事实上，任何现实的具体事物，无不处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都是多因素的复合，所以本质都是“空”。有部用这种观点着重说明众生的本质，成了论证早期佛教的核心观念“人无我”的基础理论。问题是，独立自存的“有”，或者是“种类”、“名言”，是怎样和通过什 么途径转变成具体的、本质是“空”的现实世界的？

《阿毗昙心论》认为，“自性”的另一特征是没有“自生”的能力，自性要转变为具体事物，必须凭借“众缘力”。如谷种不能自行生成谷子，必须借助土水肥等“众缘力”才行，所以“众缘力”是物种名言得以转化成具体事物的根本保障。《大毗婆沙论》说：“有因缘故已生而生。谓一切法已有自性，本来各住自体相故。已有体，故说‘已生’；非从因已生自体，因缘和合起故名生……体虽已有而无作用，今遇因缘而生作用”。意思是说，一切法的“自性”本是固有的，故曰“已生”；但它们只是一种单一的孤立存在，构不成积聚的具体事物，所以又说它们是“非从因已生自体”；只有当它们遇到“因缘和合”时，才能有真正意义的“生”发生。所谓“因缘”，在生成具体事物中起决定性作用。

有部提高了早期佛教的“因缘”说，使之系统化。它把事物生成的条件归结为“六因”、“四缘”。对以后佛效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大毗婆沙论》对因缘说强调两点：第一，“显诸法生灭，无不由因”。世上只有无因而存在的本质（自性），但没有无因而存在的现象（生灭法），既不能无因而生，也不能无因而灭，全部现象无例外地铸造在因果链条上。第二，“显示因缘，若性若相，皆是实有”，就是说，因缘并不是事物表现为能够产生结果的那些关系或作用，而是脱离具体事物独立存在的实体，即“自性”的种，所谓“因性”。

恒常的“法体”在“因缘”的作用下，仍不能形成具体的事物。使事物产生并进入运动过程的，是另外一些独立的法体，所谓“生、住、异、灭”，亦称“有为四相”。这样，六因四缘，有为四相，加上诸法法体，就形成现实世界一切现象的总根源。

有部的这类观点，看来有些怪异，但在中外哲学史上并不少见。凡是主张物种不变、理念在先、概念实在和理在事外的哲学派别，都属于同一种思想体系，一般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不过有部更具有多元论的成分。前5世纪，比佛陀稍晚一点的意大利人巴门尼德，曾提出一种“存在”哲学，认为思想和语言，必然有与之相应的客体存在，而且这种客体的存在，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也是永恒的。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有部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来自巴门尼德的哲学，但他们之间有如此相似之点，确实容易使人联想到希腊文化在犍陀罗地区的影响。

有部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早期佛教的业报学说提供理论说明。那些相互分离的、僵死的、永恒存在的自性，为什么会在“因缘”等条件下，积聚成活生生的具体事物？有部归结为是“业”与“惑”的作用。“业”与“惑”也就是决定人及其周围一切现实事物的“因缘”。所谓三界五道，穷富夭寿，就是由于“惑业”不同而感召的法体自性在积聚复合上的差别。为了求得福果避免恶报，甚至从生死达到涅槃，就必须改变“业”

的性质，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法体自性的复合结构。这就是宗教修习和道德实践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有部对“一切法”作了新的分类。佛教最早是把一切法分为名、色两大类；继之将“名”扩展为受、想、行、识四阴（蕴），加上色阴，总称“五阴”。有部发展到世友的《品类足论·五事品》，提出了“五位六十七法”，尔后完善为“五位七十五法”的分类法，有重要意义。它力图把世界和人生凝结在这一分类上，并通过这种分类把佛教践行定型化。

有部新分的“五位”法，第一类仍然是“色法”，其次是“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此中“无为法”是指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现象，即当时佛教所理解的“虚空”、“涅槃”等，其余四位都属“有为法”，也就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真正现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全部精神现象分为“心”与“心所”两种。“心”的作用有三：“集起”、“思量”和“了别”，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活动，属一般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范畴。“心所”是指伴同认识过程而发生的其它心理活动，共分六类四十六种。第一类“大地法”十种，指在任何认识活动中都必然伴有的心理现象，如“作意”，是发动认识主体摄取对象的功能；“三摩地”是注意力集中于认识对象而不分散；“胜解”是对所认识的对象有确定的认识而不犹疑；“念”指记忆，“受”指感受，“触”指感触，“思”指意向等。第二类“大善地法”十种，指在任何善性思维活动中都必然伴有的道德心理，即信、不放逸、轻安（身心安适）、舍（内心寂静）、惭、愧、无贪、无瞋、不害、勤等。第三类“大烦恼地法”六种，指任何令人烦恼的思想活动中都必然伴有的心理，即无明（愚蠢）、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暗昧）、掉举（轻浮）。第四类“小烦恼地法”十种，指思维所必然伴有的非道德心理，即忿、覆（隐瞒过错）、悭、嫉、恼、害、恨、谄、诳、等。第五类“大不善地法”二种，指任何恶性思维活动中都必然伴有的不道德心理，即无惭、无愧。第六类“不定地法”八种，指善恶不定的心理活动，即寻（寻求）、伺（伺察）、睡眠、恶作（追悔）、贪、瞋、慢、疑等。

有部把认识活动与心理活动分开来，有两个明显的目的，其一是给一般的认识论提供一种心理学基础，使修习者沿着一系列心理学概念的规定，控制自己的思维路线，达到佛教所要求的正确认识；其二是确定心理活动的道德属性，通过心理训练，以去恶从善，勤于佛教。因此，认炽活动与心理活动毕竟是统一的，据后来《俱舍论》的意见，“心”与“心所”为“相应”关系：“心、心所五义平等，故说相应，所依、所缘、行相、时、事皆平等故”。用现在的话说，任何现实的认识过程，不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要以一般的心理活动为前提，而且必然伴同发生一系列是非、善恶、苦乐、利害等道德的、美学的和价值的观念，并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同样，道德的或宗教的，美学的或价值的，不论什么具体观念发生时，都要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并受到其它心理和观念的影响与制约。有部的这些说法，对于哲学认识论和普通心理学，是一种有意义的贡献。

五位法中“心不相应行法”，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也值得重视。此类法有两大特点：第一，与“心不相应”，不能列入单纯的精神现象；第二，“非色等性”，也不能列入单纯的物质现象。因此，“心不相应行法”实属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第三类现象，比如说，所谓“名、句、文身”，即语言文字，就其表达的内容言，应归于精神，但它的外壳表现则属于物质；表达运动变化的“生住异灭”，固然是物质的属性，但在精神现象中同样存在。从哲学基本问题看，把现象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不能这样简单从事。第三类现象基本上属人类的创造物，对人的生活和认识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

像有部这样庞大、多产、经院气十足的佛教派别，只有在富有的王朝直接资助下才能存在和发展。作为有部领袖之一的胁比丘宣传，他的学说“当今天下泰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灾患”，并以此折伏“外道”，这番话道出了有部受到国王特殊爱戴的原因，也表明了有部企图承担的社会作用。除犍陀罗和迦湿弥迦是有部的主要基地外，在古印度其它地区，如恒河周围，也有它的势力。

第三节 天竺佛教和龙树提婆的大乘中观学

一、天竺佛教一瞥

在前1世纪到3世纪，处于案达罗和贵霜两个王朝之间的恒河流域，是一个被争夺的地区，那里的佛教情况更难详知。根据汉文资料，从说明是来自天竺的僧人中可以略见一点眉目。

汉魏之际进入内地的天竺僧人，大小乘都有，且大都由外道出家。昙摩柯罗，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学《四围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从读《法胜毗昙》，转到佛教门下，诵大小乘经及诸毗尼。维祇难，天竺人，世奉异道，以火祀为正。后有一沙门，以咒术令其家所事之火灭而复生，维祇难惊叹沙门的“神力胜己”，也改信佛，善《四阿含》。这些记载，反映了2世纪古印度佛徒相当普遍地吸取巫术咒语，以构造佛教“神力”的趋向。“以火祀为正”的外道，当是拜火教；佛教有一种自称可以发出火光的禅法，可能就是受这种拜火教的影响。

此外，东汉灵、献帝时候，有昙果者，由佛陀的故国迦毗罗卫得梵本《中本起》和《修行本起》。这两种经，都是讲佛陀作菩萨当太子时的故事。迦毗罗卫成了产生佛陀本生传说的重要基地。据5世纪初法显游历此地时目击，从太子乘白象入胎，到佛上“初利天”为母说法下来处，种种神话，都有遗迹可寻，或有塔像纪念。他的故土曾掀起神话佛陀的种种活动，而且为时很长。但到法显去时，“城中却无王民”，只有僧民数十家，人口稀疏，道路怖畏，一片荒凉。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僧人耆域，他发自天竺，至于扶南（柬埔寨），经诸海滨，爰及交广，然后北上襄阳，于晋惠（291—306）之末抵达洛阳。及至洛阳兵变，他又转向长安，西度流沙，回归天竺。耆域是有史记载第一个由海路进入中国，又由陆路返回天竺的印度僧人，也是有史记载第一个完成海陆两道丝绸之路上中印交通环行圈的旅行家。此后，又经过一个世纪，才有我国法显的陆往海归的再次环行之游。

耆域信奉的诫言是：“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加是得度世”。这正是南传上座部的基本思想。他强调道德实践，讥讽洛阳僧人“衣服华丽，不应素法”，也带有南传僧人严于律己的学风。但他善咒语，现示分身术，并说人的前世因果。与早期佛教的正统派比较，由他表现的佛教，仍是很不纯正的。耆域初到洛阳，惊诧于宫城建筑云：“仿佛似忉利天宫”，这种评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印度和域外与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差别。

二、《般若经》类及其思想特点

在公元前后，大乘思潮已经遍及古印度全境，并影响相邻的南北各地，出现了许多新的经典。它们的立论各异，信仰芜杂，呈多元化发展的形势，而不是一种有领导的统一运动，其中有一类叫做《般若经》的典籍，讨论问题的面最广，理论色彩最浓，影响也最大，在这一时期的大乘思潮中，占居主导地位。

唐玄奘编译的《大般若经》600卷，共收进以“般若”命各的经典16种。其实，还有许多大乘经典，虽然并未标明“般若”二字，但指导思想全属般若系统，其数量决不小于编入《大般若经》的部分。这类经典，并不是一个时期在一个地区完成的。从佛经汉译史看，最早的《般若经》类可能是《道行般若》（《小品》）和《放光般若》（《大品》），前者起码在2世纪中已在月氏流行，后者在3世纪中从于阗发现。但也有学者认为，《金刚般若经》言简意赅，或许比上两种经出现得更早。

《金刚般若经》被后人作了许多发挥，但它自身的思想却比较单纯：世俗世界的一切现象（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们所见所思维的一切对象（法相）均属虚妄；人们用言说表达的事物，包括佛所说法，都非真实。因此，佛所说法，不可以“言说”取，不可以“相”取。把握佛的真髓（如来），只有去把握“实相”，而“实相，”则是“非相”，是“无相”，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思议。

在这样由梦幻和语言构成的世界中，唯一能使菩萨修道者达到“心清净”的办法，是“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即使自己的精神世界绝对不受认识对象的支配，而处于超脱物外的状态。

《金刚经》的这些说法，否认了人类认识有把握客观真理的能力，把直面人生的现实世界，视作虚妄的幻觉；同时它又不肯定在虚妄的世界背后，是否还另有什么真实世界，从而导向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倾向。

这种世界观，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但它特别用来抨击的对象是，以“声闻弟子”自居的早期佛教信徒，因为他们就是从“佛说”出发，把佛所说一切法，视为当然真理的。《金刚经》言：“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而“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作为早期佛教哲学代表的“说一切有”，把分析“法相”当作自己的理论出发点，《金刚经》则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金刚经》没有肯定世俗世界的任何东西，对所谓“实相”，除要求从否定性的“非相”上理解外，也再无任何说明。由此推论，早期佛教所说的四谛真理、业报轮回、修习解脱等等，当然也成了虚妄执着的表现。在般若思想中，后来有被大乘中观派指斥为“恶趣空”的，可能就包括《金刚经》这类主张。

《小品般若》对般若空观给予了更系统的理论论述。它认为，现实世界所以是虚假的，是由于“因缘合会”、“因缘所生”。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离开内外条件而独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受多种关系的制约，因此，一切具体存在物都不会存在本身固有的“自性”，而“无自性”就是“空”。世人之所以把现实事物看成是有“自性”的，是实在的，那是“想”、“名字”、“言说”的结果，自性和实在性全是“名想”“概念”强加给现实事物的。据此，凡属名想、概念所指谓、思虑的对象，全是虚妄不实。在这里，“因缘合会”、“名想概念”不能说是非存在（非非有），但只能称为假有；名想概念强加给因缘合会法的“自性”，本质是“无”，名曰“性空”。“假有”、“性空”就成了此后般若经类普遍承认的两个内在同一的基本命题。

般若经类比说一切有部更强调智慧在解脱中的决定作用和统帅作用，所以特别用“般若”来标经名。智慧探讨的是真理问题，佛教称作真如、如、如如、实相、真谛等，指事物的本来面貌或真实面貌。在《小品般若》那里，真如既是指假有、性空的道理，也指对假有、性空这一道理的认识。此种真如，早期译作“本无”，意思说，世人视作真实的事物，本来是不存在的，真理只有通过对世人的认识加以否定，才能达到。因此，“本无”这个概念更生动地揭示了“真如”的内涵。

《小品般若》与《金刚般若》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在论述性空假有的同时，提出“方便”、“善巧”作为般若智慧的一翼。般若是空观的抽象理论，方便是般若的实际运用。方便要求在般若理论的指导下，深入世俗社会，深入众生生活，为他人弘扬佛法，为自己积累功德，既作为出家僧尼处世成务的手段，也为在家居士开拓出世超脱的广大门路。

方便善巧被当作般若智慧的实施，为整个大乘思潮的日趋世俗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辩解武器，使早期佛教那种严峻的禁欲主义和悲观逃世主义得到根本的改造，成了佛教得以扩大影响，厂泛发展的重要动力。《维摩诘所说经》是把般若和方便结合为一的典型。也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

传说维摩诘（意译净名）是吠舍厘拥有“资产无量”的“长者”。他是一个居家在俗的佛徒，一般称作居士。他有超越沙门的“般若正智”，又有无限灵活的“善权方便”。他所讲的佛理，高于出家的大菩萨，他的三昧神力能够调动诸佛。他住在大城闹市，过着十足的世俗贵族生活，上交王公大臣，下游赌场淫舍。但他有着佛一样的高尚精神境界。他的这一切世俗行为，都属于“方便”范畴，动机全是为了救度众生，出离世间。维摩诘这个范例向人提示：社会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具有维摩诘那样的般若“方便”，都可以成为大菩萨。反之，人的一切世俗活动，哪怕是最卑劣的活动，也都可以提到佛事或菩萨行的高度。就这样，《维摩诘经》为所有世人，不论出家在家，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不论于什么勾当，都敞开了佛教的大门，它把佛教的世俗化运动推到了一个高峰，这在大乘的一般思潮中，也是很突出的。

与世俗化的实践有关，《摩维诘经》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佛国论”和“佛性论”问题，提出了独特的回答。“佛国论”是《阿弥陀经》等弘扬的早期大乘思潮之一，认为生前观想和诵念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死后即可生于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净土”，这块“净土”译作“极乐世界”、“安乐国”，是一个没有烦恼、充满幸福、寿量无限的理想佛国。《维摩诘经》反对此说，主张“跂行喘息人物之上，则是菩萨佛国”。佛国并不是超脱世间众生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就存在于众生日常聚居生活之中，因为佛国不可能在空中建成，而是通过菩萨教诲众生，净化人的意识实现的。“以意净故，得佛国净”，“意净”是“佛土净”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秽土”即是“净土”，离开“秽土”，即无“净土”。《维摩诘经》把这一论点推向极端，认为即使客观环境得不到改造，只要人的意识得到净化，这个人就是建起了自己的佛国。这样，佛国就由外在世界移到了人的内心世界。

“佛性论”讨论的是众生成佛或建立佛国的可能性问题，是大乘思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维摩》把“佛性”称作“如来种”，认为“如来种”并不是像上座部和大众部等承认的什么“清净心”，可以引发信仰佛法的行为，倒是相反，乃是三毒、四倒、八邪、十恶之类的世间污垢。莲花生在卑湿污田，佛法生自烦恼尘劳。众生没有苦难，就不会渴求解脱；佛法若无烦恼作为对治的对象，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但是，“种”不等于“果”，由“如来种”变为“佛国”，需要条件，需要转化过程，这就是深入一切世间，特别是深入地狱等三恶道中，拯救众生，拔脱烦恼尘劳。

按照佛土与秽土统一，佛性与烦恼统一的观点，《维摩》提出了“不二法门”这一在佛教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的口号。它以“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自性空”为纲领，将早期佛教所讨论的许多对立范畴，诸如生死与泥洹、有漏与无漏、相与无相、善与恶等，一一统一起来，归根结底，是把世间和出世间统一起来，为大乘佛教的积极入世作解释。但这种解释的理论结果，往往是抹煞善恶是非的界限，在实践上则导向游戏和混世。

三、龙树与提婆

目前无法弄清楚龙树同《般若经》类的关系，但是龙树把早期的般若思想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更严密的宗教哲学体系，则无疑问。他的弟子提婆，在完成这个体系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后的佛教史上，龙树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是大乘中观派的创始者，在密宗中有极高的声誉，瑜伽行派也很推崇他。他成了佛教大乘的权威作家，他的论著成了不容量疑的经典。因此，关于他的传记就很模糊，带有神话色彩，以他的名义流传的著作也较复杂，号称“千部论主”，实际上不一定都出自他的手笔。鸠摩罗什所撰《龙树菩萨传》，是有关龙树生平最早的记载，相对而言，比较可信。

龙树（亦译龙猛），生于南天竺的婆罗门家庭，自幼学婆罗门圣典《四围陀》，至于“天文地理、图纬秘谶及诸道术。无不悉综”。初以“骋情极欲”为人生至乐，因与契友三人共学“隐身术”，潜入王宫，侵凌宫女，被王设计杀死三人，龙树幸免，遂诣一佛塔出家受戒。先诵小乘三藏，次入“雪山”很大乘经典；再于“龙宫”受诸“方等”。“雪山”或指兴都库什山脉，或指喜马拉雅山脉；“龙宫”当是傍湖的山窟岩洞。此时这些地区都处在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佛教的影响下，有部占统治地位，这可能使前三个世纪曾经十分活跃的大乘思潮，陷入艰难的境地，只能小范围地流传。这样，龙树不得不重返南天竺大弘佛法，造《庄严佛道论》、《大慈方便论》、《无畏论》、《中论》等。他与婆罗门比咒术获胜，又自命“一切智人”，以魔术示天与阿修罗战，令南天竺王归化佛法，万余婆罗门接受佛戒。后因“小乘法师”忿嫉，遂“蝉蜕”而死。天竺诸国为其立庙，敬奉如佛。

据这一传记，龙树去世的时间离鸠摩罗什（344—413）为之作传“始过百岁”，可以断定他是3世纪人。当时的南天竺，正值案达罗王朝衰落、甘蔗王朝兴起之际，龙树把这里当作他的传教基地，与案达罗普遍兴起大乘思潮形势是吻合的，但是，这里也是南传上座部的影响范围，婆罗门教的势力更是根深蒂固，三者围绕争夺国家的支持，或对国家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鸠摩罗什说，龙树之死是由于“小乘法师”的逼迫；《西域记》说，龙树原是扶助南桥萨罗国引正王的，引正王在黑峰山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五层伽兰。由于龙树之力，引正王寿长洽久，王子急于嗣位，听从母后建议，逼令龙树自刎。这两个传说，情节尽管不同，但都说明，龙树是因为把自己的传教活动导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或思想斗争，所以才死于非命的。

龙树弟子提婆，鸠摩罗什也为之作传，玄奘《西域记》所记亦多。他生于师子国，出身婆罗门种，特到南侨萨罗国与当时受到引正王珍敬的龙树论议，遂从龙树受业。曾代龙树去摩揭陀的波吒厘城（巴特那西北至订那浦尔之间），战胜该城国王支持的外道，重树佛教威德；又到朱木那河与恒河汇流处，破除在此河沐浴可以消罪得福、自沉能够升天受福的外道和传统迷信之说。此汇流处有钵罗那伽国（阿拉哈巴德），在这里，提婆曾与婆罗门外道展开著名论战，以“天”（提婆名之意译）是“我”，“我”是“汝”，“汝”是“狗”的循环论辩。说明循名求实，实不可得的空观道理。他相当坚决地反对对大自在天的偶像崇拜，认为假黄金、颇梨等饰以惑人，是不应该的，他主张“以威灵感人，智德伏物”，并将神眼凿出。这种反偶像的言行，显然也适用当时已流行的佛像崇拜。后被婆罗门弟子所杀。他的著作有《百论》、《广百论》等。

龙树、提婆的一生经历非常相似，都出身婆罗门，但又都成为婆罗门的对手；他们用以战胜论敌和弘扬佛教的方法，不但依靠自己的辩才，而且时常采取巫法和魔术。他们的生活放浪不羁，热衷权势富贵，同上座部和有部的严戒苛律，禁制五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乘思潮中，始终存在一种纵欲主义及密教化倾向，这在龙树、提婆的生平中也有端倪可寻。

四、中观思想的基础结构

汉文翻译的龙树著作有20余种，藏文有118种。但其中有不少是假龙树之名，而实非龙树的著作。传说提婆的著作也很多，假托的也不少。按照最早系统传播中观派思想的鸠摩罗什介绍，参考与之相应的其它译著，最能概括二人思想纲领的，是《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号称“三论”；《大智度论》、《迥诤论》、《广百论》、《百字论》等，也很重要。仅是这些著作，已经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理论体系。

它们的思想从般若空观出发，但却更深层地去挖掘人的认识本性，也就是更自觉地从人的认识本性方面解释般若性空的道理。《中论》开首有一个著名的“八不”颂：“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生灭”、“断常”、“一异”、“来去”，是表达现象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的范畴，但它们能否反映和把握世界的真实状况呢？《中论》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据后来的青目释，“生灭”范畴是用来讨论世界万有本源问题的，世界万有是从哪里产生的？是“自在天”或“韦纽天”的意志吗？不是；是毫无原因，“自然”出生的吗？不是；是由最小的“微尘”聚积而成的吗？不是；是由“时”、“世性”等不变的属性联合组成的吗？不是。如此等等“外道”所主张的宇宙起源论，一律不能自圆其说。那么，是按照早期佛教一贯主张的“众因缘和合”而生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世界万物从来没有被“他生”过，也没有“自生”过，更没有由“他”、“自”共生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讲“生”，都是错误的，此即谓之“不生”；由于根本无生，故曰“亦不灭”。这样，“缘起”本来是早期佛教说明现象生灭的原因的理论，现在反而变成了解释现象不生不灭的理论，所以有人也称“八不”之说为“因缘无主”论。

那么，为什么说现象毕竟是“不生不灭”？《中论》等归因于生灭范畴本身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植根于人的认识存在矛盾。按照“有部”的说法，“生”是万物的动因，万物皆由“生”所生。这样，逻辑上必须承认“生”亦有生，所谓“生生”者生于“本生”，而“本生”还须生生。如此循环无限，使“生”的动因本身无法实现。世人常用“生”的概念解释能生与所生的关系，以为能生是因，所生是“果”，“因”能生“果”。《中论》争辩说，这种因果论的讲法很多，不论说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或因变为果，或说因果同时，或因果异时，都会造成因果概念自身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在这里，中观学派的创始者把早期佛教持作宗教基础的因果律的实在性完全否定了。《百论》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说：“物物非物，物互不生。物不生物，非物不生非物，物不生非物，非物不生物”。这也是从概念本身的矛盾中来说明“生”之不可能的。

其它三对范畴，“常断”是回答世界万有的连续性还是中断性问题；“一异”是回答万有的同一性还是差别性问题：“来去”回答万有是否存在转化的问题。特殊地讨论众生的本源和归宿问题。中观的创始者以同样的论辩方法予以否定。以“一异”而言：世间眼见谷不作芽，芽不作谷，由此“不一”可以成立：但世间亦见芽、茎、叶，都属一谷所有，所以“不异”

也可以成立。两个相反的命题可以同时成立，这就是矛盾，而矛盾就是虚妄，就是不真实。为了论证概念以及判断、推理和人的全部认识本质上不能达到真实性，只能存在虚妄性，他们到处去寻找矛盾，揭示矛盾，甚至人为地制造矛盾。

在批判有部把概念实在化的论议中，中观诸论甚至猜测到了主观概念与客观事物的矛盾。有部与世人一般的理解接近，即概念的规定性，是永恒不变的，但现实的事物却是生灭无常的；同样，概念的规定性往往是单一的，而现实事物总是处在多种因缘关系之中。以静止的单一的概念去把握处在变化和联系中的对象，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是人的认识最终不能获得客观真理的基本原因。

应该说，发现概念的矛盾，特别是发现认识与对象，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中观学派的一大贡献。他们揭露有部和世人把概念凝固化和单一化，在人类认识史上有重要意义。但他们停滞在这种揭露面前，完全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意义，以至于错误地把矛盾等同于虚妄，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认识能力。这样，他们也为般若经类断定名言概念及其指谓的内容全是虚妄提供了更深厚的理论依据。提婆说：“除非不说，一说即有可破”，又说：“若有所说，皆是可破；可破故空”。原因就在于语言概念所表达的皆是“识处”（指认识对象），即“义”。而“义”是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他们把“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遍无所依，不示诸法”，作为契合真理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从上述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结论。

既然认识在本性上不可能达到客观的真实性，所以认识就只有相对意义，而无绝对意义，真理也只有实用性而无客观性。认识分多重层次，诸如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 眼等，它们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存在价值；真理也是多元的，因为真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相对特定的众生才能成立。《大智度论》在定义“实相”时说：“一切实，一切非实，及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诸法之实相”。意思是说，对同一件事，既可以说是实在的，也可以说是不实在的，不论怎么说，都可以是真理，前提是，该判断是否符合被判定者所处的具体情况。如无名指，说它长也对，说它短也对，“观中指则短，观小指则长，长短皆实”。有一种草，治风症时是“药”，而“于余病”，则是“非药”。说它是“药”，与说它“非药”，都是正确的。中观学派看到了认识之相对性，强调真理是具体的和有实用价值，这无疑都是合理的因素，但他们反对相对中存在绝对，只以“利益”原则解释真理的条件性，这样，他们就由否定认识具有客观内容而导向了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

集中表现这种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是中观学派用以命名的“中观”说。《中论》有一个偈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中“众因缘生法”，是泛指世间万有；它们由多种因素合成，无固有不变的“自性”，所以“我说即是空”。但世人毕竟给它们以各种名字，假施设为有，这也不容忽视，故曰“是假名”。

“因缘法”的“自性空”和“假名有”是统一的，世间和出世间是统一的，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这种关系即谓之“中道”。用“中道”的观点作为观察和处理世出世间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中观”。“中观”的本质，在于为身居世间，心怀出世间的人提供一种处世哲学。

中观学派还侧重发展了般若方便的思想，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