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骗子，不同的是有的有文化，有的没有文化。仅此而已。有文化的骗子善于使用墨菲定律，把简单的欺诈复杂化、学术化，就是把坏心包藏在科学的光环之下来欺诈你。比如，明明是不花钱往自个家里搬国有的资产（侵吞）可人家摇身一变为“MBO”，不明白了吧，要的就是你的不明白，堂而皇之，公而也就私之了。

没文化的骗子善于忽悠，就是说绕，夹七夹八的把你搞晕为止。比如，你说房子太贵了你买不起，他就告诉你GDP今年增长了10％，你说最近矿山总是出事，他就告诉你“谁要你生在中国”。呵呵，晕晕乎乎之间你或恍然大悟或一撅不振。最后下场就是被人绕进买了老赵的那根拐，完事。

总之，他是骗子的，你是傻子。

正文一:西方的骗子是怎么骗的?

西方有米国，没当骗子之前是强盗，没当强盗之前是穷棒子。生为穷棒子之时，相信勤劳致富，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发现表兄弟出去抢上一票够自己干一辈子的。于是先愤恨后眼红，跟着做强盗。江湖在变，一天看英雄片看到一句话“现在的社会靠的是用脑不是打打杀杀”于是改做骗子。

怎么才能当好一个合格的骗子呢？

经济学有二个基本的公式是任何一个合格的骗子所必须认真领会和掌握的。

公式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通俗而言，这个公式说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资产的来源有二个渠道，一是自己的，一是借来的。但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都是资产，都是你所能控制和使用的。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要想富，得会借。

比如，你有10万，是你自己的全部资产，你所能控制和使用的资源就只有10万了，这点钱，只能维持温饱，不够买车也不够买房。要有车有房子，你还得想办法去挣个90万。于是，你努力工作，年薪5万，1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够100万，奔向小康。很明显，抱着这个念头，你成不了先富一代，只能沦落为穷人。

所以，骗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同样是100万的目标，骗子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借到90万。借到手了，只要不还，这有车有房的好日子就能享受了。一句话，就资产而言，是先富裕起来了。

实话实说，现在的富人，其资产有多少又是真正属于其自己的呢。因此，对资产需要看重的是控制和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折腾了几百年，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富裕不是靠劳动来的，甚至不是靠利润积累的，富裕是靠借钱借出来的。

米国人于是开始借钱过日子了，靠武力建立出米元的强势地位，说白了，就是要你必须承认他的钞票好使，好到1：8或者1：80的程度。你给产品米国，米国给你钞票。然后，为了使得你手中的米钞不会贬值，再要求你把米钞再借给他。然后再用米钞来买你的产品。这样一来，想不富裕也就成了一件难事。（格领斯潘推行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就是要米国人民逼上这一条借钱过小康的富裕之后。所以米国人现在的储蓄率为负数）

骗子需要找到一条骗的技巧，这个技巧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有技巧不代表就能骗到钱，所以还需要欺骗的对象，欺骗的对象越傻，钱越好骗。

于是骗子开始制造傻子。西方的骗子先把骗术包装，以科学和民主把骗术包装成经济学后就开始灌输给了东方的精英。东方的精英看了包装狂喜之下先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传统文化）然后吞下西方资本的筵席的剩饭（分一点利益）之后，成了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开始在东方大量复制傻子（教育产业化）。人家说全球经济一体化，我们就说加入WTO是时代的需要。人家说产品应该多出口，我们就把自家变成一个大工厂，拼命的生产出口创外汇。

自身的资源化为花花绿绿的票子后，傻子开始有点发呆了。这票子该怎么用。1亿条裤子换来了一亿的钞票，可是再买西方的裤子，人家贴个牌子这裤子就不是裤子成了时装，一条抵你一百条。太贵，买不起吧。买飞机，这玩意也忒贵，每公斤（包括马桶）1万米元，如此买下去，也非穷不可。所以，东方的傻子觉得米元来之不易，用之心痛。决定留着。西方的骗子于是说，我给你利息，你借给我吧。傻子于是感觉遇到了好人，流着感激的眼泪借给了西方的骗子。苦难开始恶性循环了。把钱借出去，出让了货币的使用权，自己没得用了，没得用了，自己的发展能力必然减弱了。越弱就只能越出卖体力，越出卖体力就越无力发展。越无力发展就越弱，而一味的弱下去必然就软了。

正文二:东方的傻子为什么傻？

东方的傻子为什么犯傻，是因为东方的傻子没明白经济学的第二条公式

利润＝收入－费用。

东方的傻子看了这条公式，理解为，钱应该是通过增加收入，减少费用得来的。于是东方的傻子拼命的多出口，增加收入，玩命的减少费用（降低工资，减少必要的设施，甚至是安全设施）来赢取利润。

什么是利润，利润应该是钱，但钱是什么，傻子傻就傻这里了。钱只是一张张的纸，钱背后所代表的资源的占用和消耗的权利才是实质。傻子只要钱，要更多的钱，而忘记了生产的本意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所以，傻子把钱借出去生钱。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换钱。可惜，富裕不是在于你生产了多少，而是在于你消费了多少。生产了，你享用不到，所以依然贫困，纸上富贵必定不是真实的富贵。这么简单的道理，傻子就是不明白。（当然，傻子中的精英是享受到了，所以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傻。）

傻子还不明白一个道理，借钱应该借给谁？傻子以为钱应该借给有钱有势的财主，因为财主肯定还得起。但是，傻子又忘记了，财主不还钱的话，自己二手空空，财主武装到了牙齿。可奈之以何？傻子再傻这时大概也不会相信可以诉讼以法律来讨回银子吧。法律是维护谁的利益的？况且，钞票只是一张纸，真想要，人家多印刷几张就是。你拽在手里，有劲吗？

西方得骗子越骗越富，东方得傻子越傻越穷。道理就这么简单。

去年5月，商务部长薄熙来在巴黎讲过一句话:“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这句话原本是讲给欧盟贸易代表听的，旨在平息他们在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凌厉攻势下难免激动起来的情绪。

应该没有料到，这句颇为传神的陈述也刺激起国内的情绪。“中国好掺哪”，一位网友由衷地为此神伤。媒体上很快出现了“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衬衫换飞机’”的标题问号。“中国可以造神州六号，为什么就造不出大飞机”接踵而来，对中国航空器制造业提出严肃质疑。一位受人尊敬的权威摇头说，现在这样的工业不过建立在沙滩之上。还有一个日本公司的中国雇员，痛斥现在的“中国制造”不过是给人刷盘子、赚小钱。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

衷心说实话，区区在下对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感到自豪。其中，对以“8亿衬衫”为代表的大批量、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只赚辛苦钱”的工业制造，我也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这些遭人看不起眼的生产，不但奠定日后中国工业登堂入室的基础，而且现在就造福于人类数目最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麻烦来了。现在人言滔滔，批评的意见如潮，我还要不要讲出自己的看法？讲出来了，根据又何在？正好春节放假，《经济观察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停刊一周，没有编辑催发文章，干脆拿出一张白纸，写下《“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几个字。这门经济学开门见山第一定律，就是本文的题目——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先就事论事一番，说明“衬衫换飞机”这回事，没有任何当事人吃了亏。“空客”不是赢利性产品，要靠欧洲四国政府的补贴才维持生产。补贴的数额，一说80亿欧元，而空客的竞争对手美国波音公司直指150亿。无论是多是少，巨额补贴随空客飞机一起“外卖”，买家不说占了便宜，总也不能说吃亏。反过来，中国衬衫怎样利薄也要赚点钱——否则业者一定退出不玩了。8亿件赚一点小利的衬衫换一架享受巨额补贴的空客，中国人吃亏吗？我的看法，这买卖实在值！

对方也不亏。别的不论，同一架空客与当今世界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交易，能换到8亿件衬衫吗？如果欧洲人非穿他们自造的衬衫不可，那么我可以担保，同样一架空客换不来8亿件衬衫的三十分之一。这样看，搭着补贴卖空客换衬衫，对方还是物有所值。是的，市场交易是双方都合算的事业。

平等吗？很时髦的话题。我的看法取决于“平等”这个词汇的确切含义。如果平等是指“在同样的交易准则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衬衫换飞机”就是平等的，因为无论衬衫还是飞机，都是在供求的竞争中定价——交易各方遵循的是同一套市场准则。

但是对于其他的“平等”含义，比如生产空客的欧洲工人与制造衬衫的中国工人的薪资和福利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及机会、下岗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等等，那么“8亿件衬衫换1架空客”的贸易就不平等、而且一般说来也绝不可能平等。

怎样应对呢？政治和社会多方面的改革都重要，但以经济论经济，我认为最普遍有效的准则，还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句看似老土的大白话，包含着重要的哲理。这就是，无论个人、家庭、企业、地区和国家，参加经济竞争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限制条件出发，在限制下求快、求大、求增长，在限制下求后来举上。

那么，中国现在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山？我认为，中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多少年，仍然还有数亿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工业、城市和现代文明之外。在这样一座山上，唱什么歌才合适呢？

“优先发展重工业”？唱过的，也重要——否则难以建立独立的国防。但是卷入的人口实在不够多。绝大多数人还是靠传统农业为生，工业没有国内市场支持，曲高和寡，唱不下去的。“政治动员的全民工业大跃进”？也唱过。可脱离了市场的指引，生产为满足政治口号而不是人民的实际需求，大起大落穷折腾，结果不能持久。

还是改革开放的曲子把中国唱上了道。国际开放、市场指引、地区竞争、民营为主——旋律不复杂，当然也远谈不到细腻。但是从效果看，特别是从转移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场人类经济史上的革命！离开了“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哪里可以想象中国可以为全世界产生天文数字的鞋、衬衫、服饰、玩具、眼镜、打火机、自行车、缝纫机、家用电器、礼品和家具？不生产如此海量的产品，又怎么带得动那巨量的人口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

是的，每一个评论家都可以批评毛病和缺陷，从环境破坏到能耗太高，从没有核心技术到缺乏批品牌，从恶性竞争到产能严重过剩。这些帐不认不行，也需要大批实践家一一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愚见以为，把所有这些帐加到一起也还是小帐。

大帐是尚有数亿农民有待完成农转工的大搬迁。拾小弃大，以为我们登上了欧美或者日本的山，可以大唱永叹调了吗？

中国这座山还相当宽。就是说，发展极不平衡，各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技术文化层次，并存共生。这样一座山上，本来就允许多种曲子并唱，不需要搞得那么单一。为什么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就不能和劳力密集的产业并存呢？它们都可能合乎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给定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个国家完全可能同时具有多种比较优势。

但是我们的经济思维，还是偏爱“舆论一律”。常常非把一个曲调同其他曲调对立起来不可。倡导高科技吧，似乎低科技再也不值得一提；高举“自主知识产权”呢，“他主知识产权”好像再也无有用武之地；讲了品牌，代工、贴牌、外包等灵活的合约生产方式仿佛一下子就失去了经济意义。

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讲过了，数以亿计劳力从事的产业，技术含量不可能太高，产业组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不过这个论点，并不反对中国还同时可以并存数千万人的高科技产业，数百万人规模的尖端技术，甚至数万、数十万人的超尖端技术。多样并存的旋律一定就是乱来吗？不一定。搞得好，浑然一体如同中国的大好河山一样，也可以很美的。

讲到底，“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高度依赖常识的经济思维。在中国还不能造大飞机之前，能用衬衫换飞机，总比两手空空强。假以时日，中国自己能造大飞机了，那就拿衬衫换别的好了。有没有这么一天，中国再也不造衬衫，专门拿自产的飞机换衬衫穿？也有可能的。不过那就需要《“衬衫换飞机”经济学》的第二定律登场，且听下周分解吧。

真实的产业过程里，没有“永远”这回事。纺织机是英国人首创，并被史家看作“工业革命”的象征。可是今天的英国，早就不再生产纺机。为什么老牌工业国不“永远”生产纺机呢？

答案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倾向。这也是“衬衫换飞机”经济学的第二定律，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的。

让我先讲一个真实故事吧。

话说二十年前，朋友圈里一位精明过人之辈，到南方出差买回一双鞋。那时的北京市面上，没有见过哪双鞋比这双更漂亮。不料时髦才两天，一场大雨就让这双鞋漏了底——原来该“皮”鞋是纸糊的，系当时名声不佳的温州鞋业出品。朋友破口大骂，我怕他伤了身子，告诉他牛皮乃国家统购物资，新起的私营小厂可能搞不到，以纸糊弄人当然要骂，不过连你这样聪明的也上当，说明他们的手艺还真有两下子。我还断言，假以时日那个地方得到了牛皮的供应，一定不得了。

五年后到温州调查，专门去看鞋厂。管事的告诉我，温州“鞋佬”有历史传统，目前整个行业正在鸟枪换炮。我看的那一家，设备是进口的，师傅看来年轻，不过也已经在意大利“偷艺”三年。他告诉我，不少世界顶级皮件都是温州人在意大利造的。印象里那时温州鞋的牌子很多，档次拉得开，大部分应该还是仿制，不过像我朋友买过的劣品，不见了。

再过十年，温州就成了中国的“制鞋之都”。不容易，因为仿佛不经意之间，中国年产鞋60亿双，占全球鞋产量一半！仅在温州一地，数千家公司和作坊构成了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制鞋产业链。水深潮涌，大鱼尽出：年产400万双皮鞋的“康奈”，在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十几个欧美国家开设了上百家自产皮鞋的专卖店；“奥康”借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哈杉”收购了意大利知名制鞋企业威尔逊公司，毫不客气地把本来“他主的”品牌、知识和技术占为己有；“东艺”闷声不响接受国际公司的定单生产，决心吸收更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自己的品牌增添灵感和内涵”。倘若以交换飞机作为衡量的本位，今日温州制鞋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怎样打折扣，“一定不得了”也算一语成真。

当然不是一路顺风走上来的。对温州制鞋业最重要的变故，当数1987年“烧鞋事件”。是年浙江省市场管理部门集中了5000双温州劣鞋，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一把火烧掉。随后，北京西单、武汉等地也发生烧温州鞋的事情。与2004年西班牙等地发生烧温州鞋的性质完全不同，当年温州鞋的品质实在太过伪劣，不烧不足以平民愤。从此“一鸡死、一鸡鸣”，温州制鞋才沿着正道开始了“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配合的条件还可以举出不少。消费者随着收入的提高，开始讲究品质和款式。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逼迫制鞋业者彼此斗法，看谁更能满足买家的要求。开放的市场环境，大大提高了要素——原料、配件、市场和技术信息——的可得性。最重要的，是中国终于形成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稳定了企业家们的创业预期——既然办百年老店也有希望，“捞一把就死”还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所有这些加到一起，还需要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环境变化做出积极反应的人！是的，“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是天体运动，而是人的行为。要不是人心思变，大家对市场机会无动于衷，无人“望”，无人想，无人干，无人行动，那么无论产品、企业还是产业，绝无可能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谢天谢地，上帝造出来的人天生就具备“人心思变”的特征。经济学有个基本概念“稀缺”，把这一点讲得清楚。什么是稀缺呢？——“相对于欲望而言，手段（资源）永远也不足够”。奇之怪也，石头没欲望，桌子没欲望，就是人有欲望。

更奇怪的，是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人心不足蛇吞象”是古训，为什么三皇五帝到如今，训了还要训？因为“人欲”难灭。我知道的经济学——不管说出来不说出来——一律把稀缺当作解释人的行为的前提之前提。是的，抽掉了稀缺，“竞争无所不在”就不可理喻，“凡事皆要付出代价”就成为奇谈，“人们总在做选择”也变得难以理解。那还搞什么经济解释？

回头还说温州鞋的故事。离开了成千上万的“鞋佬”和不甘人下的企业家们前仆后继的努力，这个地方哪里可以成就“制鞋之都”的伟业？当然首先是谋生和养家糊口的需要——讲过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但是事情既然开始，就难以停止，随着信息、技术、资本的不断积累，随着商业环境的逐渐改善，师傅、企业和行业都会在“这山望着那山高”的行为模式的驱动下，提升分工水平，增加技术含量，改变产业面貌。

这就是说，所谓“产业升级”是内生的平常经济现象。任何生产活动的条件都在不断地变，举凡技术、信息，人工，市场需求以及竞争对手，没有哪样做到一成不变的。当这些局限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有思变之人，生产的形态就会改变。我们学经济的，容易在黑板上推导比较优势。但要当心，理论家假设的生产条件一旦发生改变，实际的比较优势就变了。英国不会永远生产纺机，温州不会永远生产抵挡鞋，中国也不会永远生产衬衫，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困难就是具体的局限条件。过去曾有“坐直升飞机”那样一条选官路线。邓小平主政后反对，提出著名的“台阶论”。愚见以为，产业活动——制鞋、造衬衫和造飞机——比选官复杂得多，不走台阶要跌大跟头。至于判断无数产品和产业究竟要不要变以及怎样变，涉及的信息量巨大，还是交给分权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和企业家去处理吧。

小结一下。“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不认为需要对“中国制造”大动干戈。道理一共有两条：“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的是时势造英雄，“这山望着那山高”讲的是英雄造时势。结合起来，无数受时势局限的英雄不断改变实际的限制条件，才使经济大时代的世界产业版图发生了工业革命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