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故宫，中国人都知道有两座，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然而，不管你身在哪一座故宫，在丰富的藏品背后，你读到的都只有两个字：中国。

60多年前，60多万件故宫国宝飘洋过海，几经颠沛流离，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那一件件国宝的运离、迁转、颠沛中，记录着一些震荡中国人心灵和情感的故事。那些伴随着文物去往海峡对岸的护宝人，为保护这些中华文明的宝藏而竭尽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值得我们去怀念和记述。

“一宫国宝分飞两岸”的状况，终有结束的那一天。

——编者

杭立武——与故宫国宝的不解之缘

杭立武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跟故宫的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杭立武1904年生于安徽滁县，父亲为人清廉正直，对杭立武从小管教很严，寄望甚高。中学时，杭立武受父亲鼓励去上海试考清大(清华大学)，正好那时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一场演讲，杭立武对考清大并没抱太大希望，他是冲着演讲去的，但上海之行却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孙中山先生没有丝毫官僚气息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大没考上，杭立武进了金陵大学主修政治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留英期间，年轻的杭立武什么都感觉新鲜，他有机会听罗素、萧伯纳、威尔斯这些名家的演讲，深受激励。在伦敦大学导师的鼓励下，杭立武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返回英国，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这两所世界知名学府的求学经历对杭立武意义重大，他说：“我这一生受伦大的开创精神与威大踏实做事态度的影响很大，在创新中不致流于虚幻，而落实于踏实稳健。”

学成归国后，杭立武受聘在中央大学任教。年轻时的杭立武英气勃勃，因此很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但他却爱上了偶然作陪的金陵大学好友陈裕华的四妹——在燕大任教的陈越梅。追求了大半年后，杭立武终于求爱成功，两人在南京结婚。

当时国门大开，许多学子纷纷留洋，归国后都想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杭立武看到当时国内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独缺政治学术团体，他广召各地知名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政治学会、“中英文化协会”，致力中英文化交流。因为他熟悉英国情况，被派任为对英国的联络员，与英国驻华大使和丘吉尔首相打过多次交道。

史料记载，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失陷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安全区”(又叫“难民区”)。一度有近30万人聚集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避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这个安全区就是杭立武发起设立的。他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迁运故宫国宝的契机就隐藏在这里。

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听说了难民区的事，建议杭立武将朝天宫故宫文物院也纳入难民区范围，以免日军破坏文物。但当时的难民区地图已经划定，要更改并不容易，于是杭立武向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文物尽快迁到后方。此时日军已经打到南京外围，抢运文物刻不容缓，最后决定让杭立武负责文物抢运。

但政府并没有充足的资金拨给，杭立武只好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当时的南京城已极其混乱，百姓纷纷逃难，交通工具很难找，从1937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的19天里，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力量，分水、陆两条路线抢运。陆路由军委调拨车辆，沿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水路方面，国轮都没有了，最后租到一艘英商轮船，决定上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在南京城门外燃起，英国商船担心遭到日军轰炸，停在南京下关码头不走，无奈之下，杭立武在码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攀着水手们抛下的缆绳上船随行，轮船才终于启航。就在第二天，日军对南京发起了总攻，而14571箱故宫文物水陆并进运往了安全的大后方，藏在乐山和峨眉两地。

经过这次惊险的抢运，杭立武对这些用自己生命去保护的文物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驱使着他，在11年之后再次把自己与故宫国宝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48年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秘密驶进南京下关码头，将第一批712箱文物运到了台湾基隆。押运总负责人是李济。文物专家说存放文物之地不能太潮湿，要求干燥，为此杭立武多方查询，了解到基隆多雨，新洲多风，高雄、台南炎热，气候温和又干燥的只有台中。经过考察，最后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台中市市长陈宗熙是杭立武金陵大学的同学，而台中糖厂厂长于升峰碰巧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谭旦同的留法同学。有了这些关系，文物顺利迁入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1949年1月6日到1月9日，第二批2646箱文物由招商局的“海沪号”轮船运往基隆。1949年1月30日到2月22日，第三批1248箱文物由“昆仑号”军舰运到了台湾。

海上风雨飘摇，状况甚多，但三批文物都有惊无险地顺利到达台湾，全部运到了台中糖厂仓库，并被严加看守。当地老百姓不知道那个普通仓库里全都是中华民族的稀世珍宝，只是奇怪为什么多了好多兵，还拿着枪。

由于战事紧张，同事们都纷纷撤离，杭立武送走家人后，一个人留在重庆处理事务，期间又碰到一系列紧急事件。原来抗战时，河南博物馆的69箱文物也南迁到了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河南省政府主席向杭立武求救，希望他能设法将这批文物迁台。杭立武立刻向上汇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将这副担子交给了杭立武。

当时重庆情形混乱，贮藏文物的防空洞不通公路，交通困难，河南博物馆的人员也不知去向。同事曾问杭立武：“要人还是要古董?”杭立武说：“都要，尽力而为吧。”在飞机就要升空的最后关头，精选的38箱河南博物馆文物费尽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由两架运输机运往台北松山机场。

离开重庆后，杭立武随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准备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当天阎锡山带了两箱黄金，同机的陈立夫和朱家骅担心飞机超重，让杭立武去劝阎锡山放弃黄金。正不可开交时，匆匆赶到的张大千又出了个新难题：要求带着78幅敦煌临摹壁画搭机。当时飞机载重已饱和，机长不同意再增加重量。一边是珍贵的艺术品，一边是绝不可能丢下黄金的阎锡山，杭立武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行李、包括20两黄金撤下，让张大千和他的画登机，并与张大千约定，到台北后捐出这些画给故宫。问题因此解决，最后一班飞机终于起飞。

与故宫国宝结缘，成为杭立武人生故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89年，一生淡泊名利的杭立武因维护故宫文物安全而获得行政院文化奖。这个奖整整迟了40年。受奖时，杭立武说，自己做这些事觉得很快乐，完全没必要给奖金。之后，他把40万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台北故宫，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收集文物。

李济——殷墟发掘第一人

李济的人生很传奇，“三次改行”的经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911年，李济幸运地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读书期间，美国华尔考(G.D.Walcott)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由此李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1918年赴美选择在马萨诸塞省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那次同船去的，还有自费留学的徐志摩，两人曾同住一间寝室，关系非常要好。1920年，徐志摩去了伦敦，李济则进入哈佛大学进修人类学。虽然之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徐志摩对李济的评价甚高，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求学的3年里，李济写成了一篇长达2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里，李济分析总结中国民族的5种主要成分和3个次要成分。从那以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都会引用这本书，这使李济一下子声名大振。

1923年，学成归国的李济应聘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李济由此与考古结缘。

1925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李济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

清华学堂的学生刚报到时，有人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神情有些萎顿的老人，便悄悄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吧?”其实那位老先生是王国维，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研究考古的必是位老先生，而李济那一年才29岁。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非常大，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发掘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半个蚕茧壳，壳上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壳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这次发掘之后，李济撰著了《西阴村史前遗存》，这一著作奠定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当时的所长傅斯年一开始就定下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家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殷墟作为考古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项目。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学者来领导考古组。最后傅斯年选择了李济，从那时开始，李济的一生和安阳的殷墟发掘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发掘之初，李济跟所内同仁约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

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了15个工作季，直到1937年中结束。在第三次挖掘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为期95天，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磐、玉器、石器等多件文物。殷墟大发现震惊了世界，也是李济一生事业的黄金年代。

殷墟发掘印证了商朝的存在，并由此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李济的学生张光直曾说：“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的李济，负责“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

“史语所”在昆明安顿了两年后，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又从昆明迁往四川李庄。李庄6年，生活虽然困难，但李济带领着考古组依然坚持考古工作，曾在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出一些重要石刻和特殊雕刻，还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在成都琴台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

战乱期间，李济的两个女儿均因医疗条件太差患病去世，只剩下一个儿子李光谟。之后李济夫妇过继了一个亲戚的男孩，取名“光周”，后来也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1948年内战爆发，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这次迁徙的押运人。

当时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李济心里也很矛盾，但他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为了文物，李济决定携妻儿迁居台湾，但他的儿子李光谟不愿意，他决定回上海。李光谟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次分离就是永别。

李济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考古及人类学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光直。张光直出国留学，成就非凡，38岁升任耶鲁大学教授，48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又在65岁时获美国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

到台湾后的李济多少有些落寞，因为台湾无多少古可考。在晚年行动不便时，他仍然坚持每周拄着拐去看台北故宫里的文物。台湾青铜专家陈芳妹回忆：“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专注，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77年，81岁高龄的李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安阳》，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划上了句号。两年后，李济心脏病发，在台北逝世。

1995年，李光谟赴台湾把父亲的手稿、信件和资料运回了北京。2006年，李光谟花了8年时间编纂整理的五卷本《李济文集》出版。在对李济资料的整理中，李光谟逐渐理解了父亲对考古的感情，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生命能量。

庄严——一位“老宫人”的两件憾事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经北大教授沈兼士推荐，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之后在战乱时期一路护送文物，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庄严的一生是随着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过来的，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自入故宫之日起，庄严先生便秉持着文物乃“学术公器”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一生。1926年春，28岁的庄严与同事合作，用故宫特制的纸张与印泥，将宫中所藏古代铜印1295方全部手钤，汇编26部，定名《金薤留珍》。这本印谱售价高达银洋100元，却深受欢迎，后来还一版再版，足见其意义。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运出，辗转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1936年，南京朝天宫旁的永久保存库修建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庄严全家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木造民宅中寄居了将近5年。

当时贵州贫困，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更是艰苦。庄严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妻子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贴补家计。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当时吃的都是夹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品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又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一路上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甚至能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

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转移到了南京，后又用军舰运到基隆港。在台湾，庄严一直牵挂着留在大陆的石鼓。当年南迁时，庄严奉命负责把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开始庄严不知怎么包装又大又重且又极易损坏的石鼓，大收藏家霍保禄教了他包装石鼓的密方，庄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运出，一直到运回南京，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这使庄严悬念不已，“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

许多年后，大儿子庄申从香港带来消息说，有一本专谈中国艺术的《遐庵谈艺录》中曾经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1956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个消息让庄严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之狂喜不已，40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庄严常对儿子们说，他此生有两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他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曾写到过，当时第一批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邀请马衡和庄严等人到他家吃饭，拿出了珍藏的中秋、伯远二帖供大家观赏。那时郭葆昌曾当来客及他的儿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把这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

后来文物迁台，三希中只有《快雪时晴帖》。郭昭俊曾带着中秋、伯远二帖去台湾，愿意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但希望能得到一些报酬。国民党政府当时资金紧缺，无力顾及。于是郭昭俊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来转售给大陆。三希帖至今仍没能聚首，这个遗憾让庄严耿耿于怀。

庄严的第二件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迁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故乡。他的一首小诗反映了他的复杂心境：“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

1980年，82岁的庄严病逝台北。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70年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无论战乱迁运，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在他15岁时，一位叫陈垣的先生得到了一笔华侨捐款，办了一所免费中学。为了节约学费，父亲让他转入了这所中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志良在校每学期都是学业榜和操行榜的“双料冠军”，深得校长喜爱。毕业后陈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他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

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著名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开始并不受关注，但陈列出来却引起轰动。那时大家一边整理玉器，一边讨论研究，那志良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光。这最初的粗浅认识引发了他的兴趣，逐渐上升到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当时兵荒马乱，故宫资金缺乏，院方为了省钱，竟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夜开始，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

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在库房里天天面对石鼓，搜集研究资料，后来又一路押运回南京。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

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史料已不多，那志良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这些史料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那志良故去后，他的儿媳王淑芳委托那志良在台湾艺术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王庆台保管，王庆台花5年时间整理，从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把保存的研究资料捐给台大民俗艺术研究所，南迁资料捐给了大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安排将文物转移到后方。这次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成都，存放于大慈寺，后又转运到峨眉，几乎随时都在搬迁。战乱中路途惊险甚多，而近百万件文物，却毫发无损。

那志良在峨眉一呆就是7年，他在玉器研究方面花了大功夫，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中国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那志良当时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爱国宝如命的他看来，文物多一次搬运，便多一次损失。可是，杭立武解释说文物的迁移是为了安全，南京大战在所难免，文物倘有损失，大家良心上也过不去。

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选出自己眼中的珍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

迁台文物一共运了3批，那志良负责押运的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先暂存台中糖厂仓库。1950年，在台中雾峰乡北沟租了地，盖库房存放文物，那志良在北沟负责保管文物，一直住到台北故宫新馆落成。

在孤寂的环境里，那志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研究。在玉器制作部分，他撰写的专著、译著及合著，从最早的器物学，到古玉通视，约有34册之多。书中的许多资料他自己亲自去拍摄留存。比如早期的玉作坊，按照传统作法，所做的玉的开、切、剖，包括说凿的照片资料，世界上可查到的非常少，那志良的著作里做了很多注解和注释，中国的古玉因他的研究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对文物，那志良始终有一份特殊的亲近和感恩，他说：“从任何方面看，我与文物的关系，至为密切，我半世的精力消耗在文物上；而文物使我增进不少学识，养了我全家。”

从进故宫工作开始与国宝结缘，他一辈子操心的、琢磨的就是怎么善待文物，故宫文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然而，他家中却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

1978年台湾艺术大学聘请那志良去教授古器物学。一般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是最散漫的，但是那志良上课不用点名，学生很准时到课。他开的第一门课，是从学术理论、学术角度、创作原理和历史典故来谈中国文物的源流、中国文物的价值，是系里最叫座的一门课。那志良常常与学生聊天，他说，故宫文物是历史的结晶，属于全中国人，海峡两岸的文物总有一天会复合。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台，与那志良在几十年后重逢。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4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故去3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北京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

慨叹往事如烟的两位老人，谈到护送文物的艰险。那志良护送的l3000多箱故宫文物，历经5年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一段活的文物史便随他们远去了。

《台北故宫》 周兵 著 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