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老练睿智的担当者，庄子是不得已的流浪汉。

读庄子的关键，不在于寓言故事，而在于重言和卮言。

“卮言”就是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让人感受浪漫美感的语言。

庄子的逍遥游，在于他超越了生死、是非、名利这三大障碍，从而可以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境界。庄子没有生死、是非的障碍，可以简单透彻地看世界；生死是最根本的困扰，摆脱了善恶是非这个最纠缠不清的问题，物质生活上名利不累身心，没有这些障碍，才可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庄子认为超越三大障碍的根本原因，就是《齐物论》，源于《齐物论》的“两环”的理解，是非不定和事物本身也在变化。 因此生死只是“不同形相禅”而已，而过程中又是非不定，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可知论，也就没有了善恶之类的构成人生内涵的东西。

《内篇·应帝王》中“浑沌”的问题，如《外篇·天地》中“为圃者”的观点，是精神与物质关系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发展的问题。

庄子反对发展的典型言论就是《外篇·胠箧》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庄子的无为就是不干事，或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而生存也是如至德之世的简单生存才对。

老子“无为”是要消灭管理的痕迹；庄子“无为”是要消灭管理的内容，这本质的不同，造成老庄之间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天壤之别。

孔子不谈善恶哪个是根源，只说如何向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因此产生了不同流派。而告子讲“性犹水也“又提出了客观的善恶性质的认识。

种种探讨无论结果如何 ，“善恶”是一种根本力量的观点是共识。

道家也如孔子一样，不具体探讨善恶的先后，只在具体行动中探讨施行善恶的方法，如侧重“道”的运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易经》；将“道”的规律用于实践的《阴符经》。

《道德经》《易经》是将问题分析清楚的根本方法。

《阴符经》较客观地反映道的一体两面作用，善恶生杀在用者一念，《道德经》是慈悲用道的极致。

培根认为善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并非不可改变；一切善德都来自真理，恶行都来自谬论。

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善恶并无固定标准，以是否符合人的生存为转移。

洛克认为人的道德上的善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

汉密尔顿认为人性是恶的，但不能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恶的。

康德认为人只有与所有群体有一致行动才是善，反之为恶。

虽然哲学家对善恶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对善恶的理解却有着共同点：善恶标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人的善性和恶性是通过后天的引导得以发展的；善恶的表现与人的行为是不可分的。

既然善恶是人的行为的直接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东西，那就不属于本质，而是本质的表象，属于现象。

本质是深藏于事物内部的，是不可能表露于外的。正因为善恶属于现象的方面，它的内容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才在哲学家们各不相同的理解中有着各自的道理。形成众说纷纭的复杂局面。

庄子和老子最大区别是；老子道学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庄子的“道”是“已而不知其然”，其实质并不是搞清楚了问题，而是放弃搞清楚的努力。

庄子的“两环”是他学术的根本，而这个根本在哲学中是诡辩。

诡辩论的哲学根源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因此，相对与绝对是辨证统一的。如果离开绝对讲相对，夸大相对性，就会陷入相对主义。

诡辩论者往往认为，认识对象的存在是相对的，没有质的稳定性，因此也是没有质的区别。

《庄子·杂篇·天下》记载了当时的各种诡辩伎俩：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庄子识破的是局限于名实、大小、同异之类的修辞和逻辑之类的诡辩问题。

有诡辩术的人，多是能言善辩，道理很多，章言滔滔不绝，振振有词。

黑格尔说；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得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像真的一样。

纵观古今哲人，圣人，任何流派，观点都有特定的土壤，只有通过博闻，丰富阅历，才能真正产生自己明确的观点，认知，不盲从，坚定不移地建立自己的心灵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