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名志 地乘圭槷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评述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始纂于“嘉庆甲子”（嘉庆九年，1804年）“夏五月”，修成于嘉庆十年冬十一月，历时一年半（《方志大词典·许乔林》指《嘉庆海州志》于嘉庆七年始修，与实不符）。时值《江南通志》“置局增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总修、海州知州唐仲冕“促付剞劂”。
除了唐仲冕的《自叙》以外，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作叙的主要有（依写作时间排列）：
一、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七月，“刑部右侍郎前江南淮、扬、通、海等处承宣布政使云梦许兆椿”；
二、同年冬“小寒日，督学使者广陵万承风”；
三、嘉庆十六年（1811年）仲夏月既望、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海州直隶州知州宜城孙源潮。
其中孙源潮和唐仲冕一样都是两任海州知州，且两次都是孙源潮接替唐仲冕（第二次是嘉庆十三年“题受重来”，《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职官表》未及载述）。故孙源潮的序对了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成书的真实过程较有价值。嘉庆七年冬，孙源潮至海州接任，唐仲冕即告孙源潮说：“旧志简陋，欲修未果”。孙源潮在海州知州任上“检”出刘兆隆镌赵一琴所撰的志稿和赵开裕摘抄的通志稿、以及李普元增修的顾乾《东海志》稿，想加以补订。至嘉庆八年，唐仲冕回任海州接替孙源潮时，孙源潮“重属陶山（唐仲冕）而去"。嘉庆“乙丑冬”，“陶山成书”，唐仲冕将志书寄给孙源潮，孙大加推崇：“缅班范之遗，体例森严，引肖姚之鉴，而众长毕萃。”此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始修和成书年月提供了一项有力的旁证：嘉庆七年没有开始；嘉庆八年，唐仲冕第二次任海州之初，也没有开始。
尤为重要的是，《孙序》道出了刻印的年月：“志刊七年版有漫漶，予为捐俸修补，叙其后，以质陶山。”可见第一次付梓刻印于成书的当年，即嘉庆十年，与唐仲冕在《自叙》中所称一致：“书始作于嘉庆甲子之夏五月，成于明年之冬十有一月，命之曰：《嘉庆海州志》，方当就正大雅，以垂海邦之典籍，会史馆续纂会典下，其符于省郡征采僻隐，《江南通志》亦置局增修，于是促付剞劂，献之大府，备裁择焉。”孙源潮二次回任海州后，于嘉庆十六年，又修补了七年前的版子，并补叙其后，再次刷印，这使我们知道，《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至少有刻于嘉庆十年和嘉庆十六年的两种本子，而迄今为止，我国关于旧方志的《辞典》、《联合目录》、《综述》等皆一概为嘉庆十六年刻本（严格地说，嘉庆十六年本还不是重刻本，只是“修补”本），而对十分重要的嘉庆十年付梓的初刻本漏载。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一经在中华志坛上揭旗面世，顿致赞辞鹊起，名播九州。清代考据学派的三大首领“一代考据大师”戴震、“清廷编修”孙星衍、“文坛巨卿”洪亮吉皆给以很高的评介。《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终被方志学家视为“江左名志”，并奉作“圭槷”。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要编辑许乔林在他撰著的《海州文献录》中也追忆了该志所获得的成功：“讨古诹今，立纲分目；……新志三十二卷，体例精审，为近世方志之冠……”。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计有《宸翰》、《恩纶》二纪；《舆地》、《山川》、《建置》、《学校》、《食货》、《海防》六图；《沿革》、《纪事》、《职官》、《选举》、《旌奖》五表；又有《舆地》、《山川》、《建置》、《食货》、《学校》、《祀典》、《海防》七考；《良吏》、《人物》、《列女》三传；《艺文》、《金石》、《奇观》、《冢墓》、《拾遗》、《叙述》六录。凡二十九个目，一百一十三个子目，四十余万言。在我国府、州、县的各类方志之中，虽然算不上鸿篇巨制，也可谓包容甚丰了。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纂机构是庞大的。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修辑姓氏》载述，计总修二人、分修十三人、采辑九人、编辑十人、绘图校阅一人，共三十五人。这样大的阵容，世所罕见。清朝廷的《大清一统志》馆，也只设总裁七人，副总裁六人，纂修官二十人，计三十三人。较《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修辑人数还少二人。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修辑机构，没有从外地聘用志才，多由海州地区的州、县地方官，海州籍的归乡官员，候选官员以及当地的廪缮生员、廪贡生组成。正如总修唐仲冕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自序》中称：“所赖僚友多贤，博士诸生问学研摩，讨古以正史为权，不必借才于异地。”其中进士七人，举人十人，岁贡、拔贡、恩贡、廪贡九人。候选郎中、安徽休宁人汪梅鼎，内阁中书、新阳人石文煃，廪缮生员、新阳人魏标以及海州知州唐仲冕的儿子、湖南临湘县学训导唐鉴也参与了《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辑。
“修志之难，必以得人为本”（《嘉庆泾县志·序》）。修辑班子中少有俗吏陋儒，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成功的决定因素。
总修之一唐仲冕为乾隆癸丑（1793年）科进士，嘉庆七年（1802年）始任海州知州。在任期间注重水利、教育和文化，政声彰显。且一到任即筹修州志，亲自择聘当地的学者、僚属组成修辑班子，并利用公余闲暇，“搜集旧闻”，“博采舆论”。廪缮生解围琪在唐仲冕的感召下，交出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张峰州志“原本”，海州的“文章经术”，也因之而“蒸蒸日上”，为修志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基础。作为总修，唐仲冕能依靠有识之士，实施众手成志。但许多重大的取舍，由编辑向总修唐仲冕提出，并由唐仲冕亲自裁定。如许桂林就曾为钟离昧、徐淑立传一事向唐仲冕“上书”。对于“东彭城郡龙苴县”的地望以及“房山”是否即指“今房山镇”因孤立此说，别无佐证，故修志时“但请于陶山先生”。嘉庆十一年（1806年），唐仲冕改任通州知州，官至“陕西布政使三权巡抚事”。

另一位总修师亮彩，陕西韩城人，以“诏举孝廉方正”署海州知州，曾任江阴、安东知县，师亮彩善书能文。著有《禹门文钞》担任分修的海州学正常熟人翁咸封，是个博学才子，嘉庆三年（1798）年，许桂林曾拜他为师，受到极好的启蒙，从此“以躬行实践，好学深思为职志。”任分修之一的周萃元是赣榆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有过具体的修志实践。乾隆六十年，周萃元回乡养病，应县令王城之聘，于乾隆六十年十月修成《嘉庆赣榆志》。在历年纂修的《赣榆县志》中堪称上乘之作。
候选知县乔绍侨是采辑人之一。他是《古朐考略》作者乔绍傅的兄长，与绍傅并称“二乔”，在学界颇有声望。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辑多用真才实学者担任，是编辑也是实际的撰稿人。据许桂林在嘉庆庚午（1810年）撰写的《古朐考略·序》中对《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编写情况的回忆所称：嘉庆九年（1804年）五月，由进士候选郎中休宁人汪梅鼎“撰沿革表、山川等考”由魏霞城撰写《职官表》；由许桂林撰写《纪事表》……这几位编辑为了《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志稿“日共编摩”。不久，许桂林和唐仲冕、翁咸封等人看到廪贡生乔绍傅编写的《古朐考略》，“咸称精审”，十分重视，并“多采其说”。许桂林和乔绍傅“日益亲矣”。不久，汪浣云去京都，魏霞城病故。许桂林也因“评定裁海复海本末，竟而风痹作……”《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修辑姓氏中，许桂林虽然只称编辑，但实际上是主要编修人。他是唐仲冕特聘的志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三岁的许桂林，读书于马陵山，能就海州旧志《人物传》中的错误提出辨正，并自撰《海州小志》二卷（据《古朐考略·许序》），这恐怕是海州地方志或是全国地方志中最年轻的主编者了。嘉庆庚申（1800年），许桂林在《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兄长李汝璜家教书，得以“纵观”李汝璜及邓鸣岗两家的藏书。嘉庆壬戌（1802年），唐仲冕知海州，作为地方学者，许桂林的学问最先受到他的尊重。许桂林也将唐仲冕引为莫逆。许桂林写有一首批评海州旧志的诗词呈阅唐仲冕，希望重修州志，其中就有这样的两句话：
“模糊游沭诸流地，挦撦齐梁以上人。”
唐仲冕“深然之”。许桂林的进言，使唐仲冕更坚定了重修州志的信心和决心。嘉庆癸亥（1803年）冬，唐仲冕为了组建修志班底，“招桂林自东台归”。第二年（嘉庆九年，1804年）五月，《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撰工作才正式开始，“开志馆于州廨之肄雅斋”。
是年冬，正当《沿革表》、《山川考》、《职官考》、《纪事表》的初稿完成，“详定裁海复海本末未竟”之际,许桂林风痹病发作(据《北堂永慕记》，是病足)。第二年春，虽由许乔林接替许桂林的工作，但“养疴里中”的许桂林仍然上书唐仲冕，采征《史记》、《汉书》的资料为钟离昧作“佳传”，又据《后汉书·注》立《徐淑传》，并做了许多释疑补阙的工作。

在当时的海州，许桂林可称是第一流的学者，在学术上的造诣之高深、著述之丰富，涉猎之广博几乎无人可以相比。他“与诸经皆有所发明，尤邃于《易》，”对春秋经更能“窥见至隐”，并能“通古音，撰《许氏说音》以配《说文》”（《海州文献录·许桂林传》）。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尤为世人注目，唐仲冕曾为他刊印《宣西通》。乾嘉学派的后起泰斗、体仁阁大学士、《十三经注疏》的校刻者阮元甚至认为：研究天文和数学的人，必须要到海州去请教许桂林！收罗中外数学家传记的《畴人传》（补）一书也详载了许桂林的学术成就。这样一位在全国以至国外有影响的学者参与修志，无疑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成功的重要条件。

据白麟庆所撰《海州文献录·序》，许乔林也是于“少时，受知唐陶山先生，先生奇其才……延石华（乔林）与其弟月南（桂林）分任纂修”。推其意，并非如许桂林在《古朐考略·序》中所言：许乔林于桂林之后参与修志。但《古朐考略·序》为许桂林于嘉庆十五年所写，时乔林、唐仲冕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修辑人员均健在，桂林无“欺侮古人之嫌”。后人指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要纂修人纷纭不一。吴铁秋在他的《苍梧片影》中就只提及唐仲冕和许桂林：“《海州志》三十二卷，不是州尊唐仲冕和许桂林先生载笔的么?”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则称：“唐仲冕修、汪梅鼎等纂”；《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条写作“凌廷堪、许桂林、汪梅鼎、唐鉴等撰”则皆为大不精当。因为这被其认作第一位编纂人的凌廷堪，从乾隆六十年就任安徽宁国府教授至嘉庆十四年去世，十五年间，并没有回到海州参与《海州志》的编纂工作（据《凌次仲先生年谱》）；汪梅鼎也只参与几个月的工作就离开海州去北京。如果要较为准确地评定《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要修撰人，应以：唐仲冕修，许桂林、许乔林等纂较为公允。无论是只提许乔林或只提许桂林皆难称贴切。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内容安排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图”和“表”以发挥志书的体裁优势。图专立一卷，分舆地、山川、建置、学校、食货、海防六类，计图三十三幅。设立食货图，体现了修志者重视志书对经济实业国计民生方面的资政作用。食货图详细地描绘了海州的农田、盐田和滩涂的分布、形势、土质、高洼及其资源情况，对板浦、中正、临洪三大盐场的灶田、盐衙、运盐河口皆标注详尽，并附有《食货图说》，叙及民田的情况，适宜种植的稻麦品类。指出“荡土”宜蒲芦，“灶地”宜“蒿莱”。针对“灶与民争田”的社会现象，提出志书中“图籍宜详”的理由。值得称道的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不仅继承了《周官》所说的“九州之图”、《汉书·地理志》所引的秦地图等古代典籍中的地理图学说，而且审慎地订正了海州地区旧志中附图的“疏舛”，针对本地区的“区域经纬之迹，山川扼塞之要”，“精施绘事”，甚而参用了地理学家裴秀的“分率”、“准望”诸法，有许多可贵的创新。
既设《食货图》、《食货图说》，更有三卷《食货考》，精详地记叙了海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变革。食货考内容的份量在整个志书中是最重的类目之一，与《山川》、《人物》相当。

采用图说体例的，其他如《学校图》、《建置图》的设立，皆能使志书产生经世济民，尚风教化的实际作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没有因循旧例或趋附时风设立什么“八景图”、“二十四景图”……。清康熙《江宁府志》那样“附四十景图”，姚鼐就严肃地批评过：“凡志书作八景、十景图者，大抵虚伪可嗤，徒烦纸墨……”《嘉庆海州志直隶州志》不仅没有像当时一般的志书那附编带有较多阴阳五行学色彩的“星野图”，更未设专门载述星野的卷目或篇章，说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修辑者已能意识到用本地区对应天上星宿的理论去推悉预卜时势的虚妄，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虽然采用了“祥异”这样传统而较为陈旧的立目，却以近五千字的篇幅详尽地载述了海州历代的自然灾害以及异常的自然现象。关于元代以前的载说，多采用正史中的资料；从明代始，则较多地运用了方志、杂稿、文集。如对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发生的大地震，对先兆及声、电、喷泉以及天象、河象、海象、地形、地貌和动植物的生态都有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成为我国地震史上难得资料，对今天的地震研究有十分可贵的启迪。
唐仲冕、许桂林、许乔林皆为深得考据学派要旨的才识卓越的学者，对待诸多悬案、疑难和牴牾，能够做能不徇众谀，不凭私臆，对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成书以前的《隆庆海州志》、《顺治海州志》、《康熙赣榆县志》以及《万历沭阳县志》中的材料，“凡所征引，各注所由”，对其“疏违”者，甚而是历来公认、众口一辞的人或事，十分审慎地附以案语、考订、说明或存疑。如对较为权威的《江南通志》中关于海州的载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并不盲从。《江南通志·职官》描述唐乾元二年，海州归属汴、滑，这本是承袭了《新唐书·方镇表》的讹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具体分析了乾元元年至乾元二年海州归属的三次变动，考订出“汴、滑当为河南元
”。
正谬存疑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极力追求的。如对旧志中所述袁
、汉相二疏、匡衡、王朗等人物的籍贯，元暧错入隋朝职官以马仙碑墓乃东海地望的正谬，皆颇有见地，很有价值。

尤其可贵的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注重对一些自然科学现象的载述，并能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运用朴素的求实观加以分析，与同时期的一些方志相比较，显示出明显的优越。如对药物郎君子，能证以李珣的《海药本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有关内容载述。对朐山河开河工程中发现的“土缶”等地下考古发现，也能对出土情况、年代特征加以考订和评述。
正如唐仲冕在《自叙》中所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付印是仓促的，故而其讹误之多，也是十分突出的。

在采摭史料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有许多重要的疏陋，尤其是忽略了稗乘、野史、笔记中可信而又有价值的地方资料，如《太平广记》一书记述了海州刺史李邕劫取泊于海州港的十条日本贡船及数百万珍货。该书为北宋人编，记述前朝大事，不致荒诞无稽。《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载述了大量的怪异传奇，却对这一反映唐代中外交通、海港规模的重要史料只字未提。

对正史详加载述的南北朝时期本地区的海隅繁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大多没有涉及。如郁洲山中拥钱五亿的羊侃、“躬勤耕稼”的程灵洗，以及在郁洲经营南北货交易的大量的富商、船主皆无记。有关海州刺史张冲、肖颖胄为交易南货而强令农家毁麦田种红花的史料，完全丢弃。以至作为当时南北商贸唯一孔道的郁洲市场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毫无反映。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虽崇尚正史，却在征引中有重要的讹误。如仅仅摘录一《宋史·孙洙传》时，竟出现三处错误，将“以通盐河”误为“以通盐舸”；“乞止其役”误作“乞免其役”；“时弊要务”误作“弊要”……。这些都是作为“信史”的地方志书所不能允许的。尤为严重的是，重要的人名、地名、年代也有多处错误，如“王洪轨”误作“王洪范”“明僧暠”误作“明僧嵩”。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还常常不加辨正、因袭正史错误。如东海郡改郡为州在武德四年（621年），它却依《唐书·百官志》误作武德元年；元代海州知州魏荣上任于至大四年，却误为“皇庆年间”。至于《嘉庆海州宜隶州志》在注明史料出处时，书名混淆以及意同字异的讹误也不少。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没有遵循方志的一般原则——“述而不作”，而有较多的评议，而这些评议又往往失之于武断，如指田横冈事为“不待辨而知斯诬也”。对宋户部尚书李弥大在郁林观题名的时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指为“金元间”而宋史明载李弥大早卒于南宋初的绍兴十年……
对经济食货方面资料载述的同时，《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不但没有进行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且“颂扬近之于谀”，对能揭示社会经济弊端的材料，多有回避，甚而歪曲。与张峰在《隆庆海州志》中所撰《户赋论》、《食货论》比较，可谓相形见绌。张峰在《户赋论》中词锋所向，指挞时弊，谴责长吏。揭示了“民情困苦、疲敝巳极”，“海州为尤甚”的现实，并力陈有关海州的食货、田粮、税赋、杂征等方面的六条“利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除了抱怨“州、县深以办漕为累”外，用大量的篇幅载述“因灾缓征”的“德政”，特别隆重地在卷首专列《恩纶》，不厌其详地罗列出“蠲免赈贷”事一百余条。这种对朝廷、大府的颂扬，对民生灾情的粉饰，都有损于这部名志的光彩。
清代学者主张，修志者除了能“明体例，善取舍”外，须能“公，足以谢托请。”“挟私以成志”为修志家之一大嫌。钱大昕曾以宋陆游修订的《嘉泰会稽志》为例指出：“陆氏家世贵显，放翁父子预修此志，而传人物只及左丞佃一人。”陆游家的门弟之高，声名之显，本可以有多人入志，但于人物传中只涉及到位至朝廷丞相的陆佃。陆游的父亲为宋朝请大夫，直秘阁，著述有《春秋后传补遗》传世，但未能在《会稽志》中立传。钱大昕因此而慨叹“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亲”。而当时的风气是常常有“一人志局”，主修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复瓿之用矣。”尽管《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也在《拾遗》中提出“凡无关掌权”的达官显贵不予载述，并指责海州旧志中专立有恩典门，记载明代以来“封赠”和“诰敕”，批评《沭阳县志》将“浩敕““冠”于《艺文》之首。并提出将作为一般现行事例的胡简敬学时的奏章及学政条约载入《沭阳县志》是殊乖史法，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纂者却未能严格地象陆游那样避开挟私成志之嫌，不仅以较长的篇幅为其父许兆升立传，而且在《封赠》仅有的四个名录中入选两位许氏的父祖。
当然，上述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只不过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的白玉微瑕。作为清代方志编修中的佳篇力作，我国方志宝库中的优秀藏品，它是当之无愧的。

李洪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