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到你的前辈甚至都不确定世界能否幸存时，依然接受挑战，你会觉得你应该有效地、积极地解决你所在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这就是柯南特这封信传递给我的信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封信的开头这样称呼“亲爱的先生”，可见有些事是他未想到的。

——福斯特

在倾听中作出决断

杨澜：哈佛有上百年历史，校友间都有特定的联系，你是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的校长，这是否意味你将有特别的付出？

福斯特：我在拉德克利夫这几年结识了许多哈佛教职员工，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部分抵消了我没有哈佛学位的影响，当然不是完全抵消。我想，他们也许已经原谅我、容忍我没有哈佛学位的事实。在出任哈佛校长前，他们已经认识我，亲见我在哈佛工作好几年。

杨澜：人们觉得你将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结合在一起，既合作又很决断，是什么赋予了你这种个性？

福斯特：我喜欢倾听，我发现在哈佛这种精英汇集的地方，如果你安静倾听他们，你会受益匪浅，所以我努力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的想法。假如我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会先听听他们的见解，看看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之间有何差异，再思考怎样弥合这些差异。倾听能够让你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联系，这种协同能力部分来自于我的好奇心，部分是来自于解决问题的策略。但是我也是一个很果断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当然对某些东西我完全无所谓，比如前几天我们出去吃晚餐，我跟他们说，替我点吧，我随便。我不需要什么都管，但有些原则我是不会放弃妥协的，一旦我决定了，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必须这么做！

半个世纪前的来信

上任不久，福斯特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它“寄”自1951年，由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委托哈佛档案馆转交，要求转交给21世纪初的校长来开启。詹姆斯·柯南特担任哈佛校长时达20年，他坚持精英教育向所有有才能学生开放的主张，即有教无类，成为哈佛历史上备受尊敬的老校长。这封信让福斯特感到了历史的重托。

杨澜：这封信上写些什么？对此你有哪些看法？

福斯特：我是就职前一周拿到这封信的。信封是封好的，上面注明写给21世纪初的校长，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便传到了我手上，这让我非常兴奋。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一生相当部分时间是在解读历史文件，但从未想过有一份来自过去的文件是写给我的。

我打开信，信的内容令人震惊。这封信写于上世纪50年代，时局让柯南特校长担心世界未来，信的开头他表达了对世界形势的担忧，但他相信，如果还有明天的话，哈佛在未来将处于领导者地位，会维持大学的原则，他认为这是大学历史的一部分。我深受启发，因为它让我感受到历史中的传承，让我们毕生致力于学术、学问。

当你看到你的前辈甚至都不确定世界能否幸存时，依然接受挑战，你会觉得你应该有效地、积极地解决你所在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这就是柯南特这封信传递给我的信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封信的开头这样称呼“亲爱的先生”，可见有些事是他未想到的。

杨澜：是的。

女性可以无所不能

哈佛大学以自由精神著称，但历史上它更具有男性精英色彩：直到1946年，才有了第一名女学生；1963年，女生才有毕业证书；1972年，女生才能住宿。但现在不同了，如今美国常春藤盟校有5所大学的校长是女性，福斯特的前任劳伦斯·萨默斯校长就是因为公开发表歧视女性言论而被迫辞职。

杨澜：你的前任萨默斯先生，因歧视女性言论而被迫辞职，人们是否认为，对你的任命是对此言论的修正？

福斯特：人们可以这么说，这没关系。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是不是称职，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有力。这件事在全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让我倍感欣慰，我收到了来自中国、印度、巴黎，全世界很多国家女性的来信。她们说：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限制阻挡我们。哈佛产生一位女校长具有象征意义，我读了她们来信，觉得我必须好好干，我一定得干好。

杨澜：很想知道你对前任的评论。在科技领域，女性专家和学者人才寥寥，对此你怎么看？

福斯特：我的前任发表了“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的言论后，我们也作了一些回应，我们调查了哈佛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女性学术、授课情况，了解她们所面临的压力，提出了如何进入研究领域的建议。我个人认为，女性无所不能。

不是女校长是校长

福斯特上任不久，便任命了一位黑人女性伊芙琳·哈蒙德为哈佛学院即哈佛最重要的主体——本科生学院院长，这在哈佛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杨澜：女性在哈佛掌权，有没有让某些人感觉不安？

福斯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肯定有人不舒服。不过我听到最多的是，女性执掌哈佛这件事令人激动，因为它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机会，不仅仅是伊芙琳或者我。

杨澜：你曾说过：“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是哈佛校长。 ”可最初听到任命时，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因为性别关系才当选校长？

福斯特：我觉得人们会这么想。但我觉得哈佛从来都很注意不以性别标准评判人，不会因为性别缘故，把一位女性推上某个职位。哈佛一直排斥这样的做法。我坚信我被任命为校长，并非因我是女性。

幼年写信恳求总统

关于机会均等的想法，早在福斯特幼年时已萌芽。9岁时，她在与家中黑人司机交谈中，意识到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伤害，这让她拿起笔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信中说：“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今年9岁，是个白人，对于种族隔离有很多想法……如果我将脸涂成黑色，那么任何像公立学校之类的地方就不会接纳我。但实际上我的情感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变的只是肤色而已”。

杨澜：怎么想到写这封信？

福斯特：好多因素促成的吧。其中一个是我的家乡佛吉尼亚州，种族关系变化非常迅速。几年前我在国家文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它被存放在了艾森·豪威尔的总统文件里，我试图重新审视当时佛吉尼亚发生的一切。

杨澜：那时，你才读5年级，怎么注意到种族问题？

福斯特：可能4年级。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儿时接受的价值观，比如民主信仰等，这些价值观和我身边发生的不平等是那样格格不入。我觉得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妥协的，他们会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而成年人对问题可能见怪不怪。

杨澜：信中哪一段最有说服力？

福斯特：可能最后吧。我说：豪威尔先生，求你做点什么吧，求求你了，这样所有的孩子就能一起去上学了。

杨澜：整封信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福斯特：是的。没让父母知道我写这封信，然后就寄了出去。

杨澜：寄给了白宫？

福斯特：是的，华盛顿特区，白宫。我记得我收到了白宫正式回复，总统亲自给我写了回信，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特权家庭叛逆女孩

福斯特出生名门，曾祖父是美国参议员，父母则希望女儿成为大家闺秀，日后嫁入豪门。但福斯特抗拒家人为她安排的生活，拒绝参加富家小姐们趋之若鹜的社交活动，她成了传统特权家庭中的叛逆女孩。

福斯特：我母亲总是告诉我不能做什么，我和我的兄弟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我必须而他们不用遵守的规矩，比如晚上不许外出，没有成人陪伴不许开车，不允许穿某些衣服，举止必须遵照某些规矩，出门要有父母允准等等。而我的兄弟们则不用遵守这些规矩，我对此很不满，觉得很不公平，我弟弟可以做的事情，我却不能做。

杨澜：我想知道有没有打破某些规定？

福斯特：有。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大学规定女生晚上几点后不许外出。

杨澜：我明白了，跟你家的规定是一回事。

福斯特：是，同一回事。我是学生会的领导人。我跟校方谈判，通过严肃但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会谈，让他们取消对女生外出的限制。当时有个词叫做“普莱依托”，就是限制年轻女孩行为的一些规矩，我记得我骄傲地对我女儿说，在取消“普莱依托”上，我的功劳非常大。她看着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想这表明我们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她都没有听说过，这是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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