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曾明珠记录整理
一

黄：自从上次“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后，我们希望能够就当今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它所面对的困境和可能的化解之道、它所拥有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深入探讨、继续对话、集成系列，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第二次对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对话事实上是上次对话的延续。那次的对话，正值国内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蓬勃展开之际，这个讨论的本意是相当积极相当健康的，是希望对中国的制度安排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方向作出严肃的思考。但是，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意回避对一些基本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平实的对话，使得那场讨论的“火气”远远大于它应有的内容。

我们是常年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又对国内的发展非常关心，尤其是你，我记得你是六十年代初到美国，至今已四十余年，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再生始终保持着充满热情而又不失理智的关心和思考。因此，我们期望能够介入那场讨论，至少把海外学术界关于那些问题已有的资源和儒家在长期发展中所拥有而又被今人严重忽视的传统资源带入那场讨论，争取开辟一些新的视角，形成有深刻涵义的问题意识。我们那篇“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发表后，我读到一些评论，总体上看，对我们的对话有较大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检讨与中国的转型有关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这个期待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我想，所有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或是针对中国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如何认识启蒙”。关于启蒙，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是价值领域的问题；其二，由于这些价值的出现，并且迅速地世俗化，导致对中世纪以来王权统治的挑战，致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而且，民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地区普遍追求的社会理念。
今天，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诸多的新因素，首先，在价值领域中，一些在启蒙时代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同情，宽容，公平等，这些价值观念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关系？其次，由于生态环保的问题，由于近百年来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在各个方面的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危机，启蒙关于人的能力的无限可能的自大狂妄、人是自然的主宰而非朋友的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同样，在民主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很多预期和非预期的问题，不仅仅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实践出现了很多事与愿违的困境，引起了当代西方思想界对民主的批评和再认识。这些方面合流汇总，使得启蒙的反思成为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论域。
可是，启蒙的反思进入中国，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它的困难在于，中国从“五四”到今天，可以说，有关现代性的全部思想建设几乎都是和启蒙的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当“启蒙的反思”横空出世，人们忧虑：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仍然需要启蒙的精神指引，现在提出反思启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消除对启蒙反思的误解，使启蒙的反思在中国成为健康的现代转型所必须的思想前提，成了一个艰巨的理论工作。我想，启蒙反思在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你四个基本论域之一，你对目前的处境一定有相当同情的了解，也一定有化解这些心结的理论考虑。

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部也涉及多元多样的课题，其中颇有张力。我觉得，提出启蒙反思必须要弄清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特别是近三百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心态。比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从制度上看，大学教育、政府组织、市场结构、各种不同的专业团体、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而是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以及它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绝大部分都是近三百年来启蒙所开辟的向度。
启蒙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理性，通常人们所说的“理性之光”，今天，也仍然有人习惯地称启蒙时代为“理性时代”。还有一个了解启蒙的重要方面是由韦伯着力强调的：合理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在定义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是个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合理化是指各种不同的组织都通过一种合理的程序和方式建构起来，而在现代社会中最能突出合理性建构的组织就是军队。科层制度是所谓合理性的最好体现，而科层制度最严格的是在军队。上下的关系非常明确，职位、任务和角色被严格规定，假如你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或者玩忽职守，应当如何处置、惩罚，也有精确严格的规定，因此，每个人对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这是典型的合理化过程。现在的大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等，其建制都是依据了合理化的模式。
与此有关的另一面，在西方叫做“凡俗化”的过程。有人把这个凡俗化的理论用到中国，企图讨论中国的三教的凡俗化过程，这个用法与韦伯用它来讨论基督教的凡俗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启蒙的出现标志了走出中世纪，中世纪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典范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并不是利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而是依靠“象征力量”来进行控制，这个“象征力量”的资源基本上是来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一般信仰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所谓Christendom，是以基督教为核心很有强制力的一套控制系统，这套控制系统是运用软性的力量来进行控制，和警察法律的控制大异其趣。举个例子，一千年来，西方从最杰出的神学家到贩夫走足都认为不通过教会就不能得救，直到马丁·路德改教，才改变了这一观点，宗教改革意味着把个人从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所谓解放是指个人不再是通过教会得救，只要通过信仰即能得救。路德的改教对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例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百科全书派”，还有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这些人不见得不信仰上帝，这里面心灵的积习力量很大，但是，他们都是反神学的，认为神学是教条。再后面就是孔德，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到形而上学、从形而上学到科学的历史命定论，这个影响非常大，影响到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影响到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可以看出，因为是凡俗化，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被边缘化了，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发展出一套有非常强烈的西方地方性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一种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他们也强调理性，但主要是工具理性，是在手段和目的都非常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冷静的理性所推动的运动，它后面还有一个力量，所谓的“浮士德精神”，具有很大的冲力。
除此之外，理解启蒙的发生必须要重视当时在科学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假如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的打击，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启蒙。当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达尔文，因为“进化论”的出现，基本上把上帝中心解构了。达尔文的理论原来是自然科学，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被用到社会和人文领域，“适者生存”的理论原本是纯粹生物学的理论，是上百万年演化的理论，运用到社会文化领域，发展出一套宰制性的论说，其核心就是关于进步的理论，你不进步就必然被淘汰，整个人类文明被放在这个背景之下，这就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工业革命作为成功典范的中心主义。斯宾塞和赫胥黎都是社会进化论理论的主要思想家，虽然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大。把工业革命作为典范其深层的含义是突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这些地区工业革命的成功都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尤其是技术运用的成功。同样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这个方面的力量不很强，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他们落后了。在科学方面，西方主要突出的是英国，突出它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突出培根。但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地域性的力量，在欧洲内部，它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多元多样，有地域的不同，有阶段的不同，当然也有因为特殊人物的出现所造成的不同情况。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所要讨论的启蒙究竟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黄：通常在哲学上谈论启蒙会注意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你刚才都已经提到了。
一个方面是重视“百科全书派”，强调知识性，用批评的眼光看，就是以知识代替智慧。中世纪的大问题是通过“神启”展现智慧，与实证知识相去甚远，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人的经验和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去代替神启的智慧，进而摧毁神学的权威性。这一启蒙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显然被夸张了，一切事物的准则必须建立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不能被知识检讨的统统被当作妄言，那么，人的智慧呢？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就存在着不能被知识化的智慧，这部分精神资源基本上从启蒙时代以来是越来越边缘化了，这种排斥智慧的知识结构成了人的精神建设的基础。在学校教育中，追求知识压倒一切地淹没了人生智慧的教育，学校教育与人的生存的关系越趋越远。当时，这种片面崇尚经验的倾向也传到了德国，但在德国受到了批判改造。由康德突出人的理性来消解过分强调人的经验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康德对法国的经验主义有相当严峻的批评，可以说，康德建立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完成了从经验到理性的启蒙哲学世界观的奠基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与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现代繁荣有关，你提到技术因素在启蒙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看法。由于启蒙重视实证知识，导致了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的大规模的技术发现，配合“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物质繁荣，成为与启蒙相关的现代化的典范。它的示范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的出现，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你要寻求富强，你就必须走启蒙的道路，你就必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
这套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早期中国启蒙的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但是很快就被“科学”、“民主”所代替。这后面有一些深刻的含义需要重新体味，原本人们对启蒙的了解，现在看来有很大的转向，原来比较侧重在精神性的层面，例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追求财富、追求效益，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就使得理解启蒙变得复杂了，从一套价值观念更多出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手段，如何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资源、管理人，如何通过这些管理创造更大的效益，然后把社会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思路，可是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思路。今天，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到处弥漫着一股功利主义的庸俗的腐朽气息，从政府到个人普遍地把实现功利当作最主要的价值原则，所谓“小人喻于利”，功利主义横决天下的必然结果就是解构“君子”，培养“小人”，把君子的价值当作一种多余的可笑，一个小人主导和小人得意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无望的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启蒙反思，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两点上，一是启蒙的基本价值，在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经过长期发展的考验，今天对这些合理性的普世性和历史含义的再认识；另一方面，由启蒙的世界观所带出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套制度安排下人的生存信念，到底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杜：你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用知识取代智慧，其中有丰富的涵意，“百科全书派”的出现，标志了这样一种信念，人可以通过知识的途径掌握所有的未知的秘密，所谓百科全书意思就是它可以函盖一切，知识可以了解和控制所有的领域。我想，这后面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就是“走出中世纪”，也就是走出愚昧，走向光明。当时，理性就代表着光明，非理性的一切方面，包括“神启”等等，都是愚昧，都是黑暗，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而理性之光绝对可以驱除一切黑暗，这是不容置疑的。过分强调理性会导致一种极为自大的心态，只有理性的力量才是无界弗远的，而宇宙本身的秘密都可以通过理性来掌握，一切有赖于理性之光的照察，有赖于人的发现。虽然康德在伦理学上把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宇宙星体的秩序相提并论，但在知识论上，只有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真假的唯一标准。宇宙的黑暗也只能等待人的理性的照耀，光明越扩大，黑暗就越减少，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天理性光芒可以照亮所有的黑暗。这种心态成为人主宰自然、挥霍自然资源的思想基础。
但是，交织在这个背景中，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谨慎对待，这就是大学。在欧洲，一些好的大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牛津、剑桥差不多有600百年，哈佛也350年有余。一些著名的大学多半是在中世纪就建立了，它们与启蒙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毫无疑问，从大的趋势来看，启蒙的潮流一直都在转化大学，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大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就是文化传承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神启”的观念与大学理念并没有矛盾，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西方大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紧密的联系，突出经学的研究，与教会中的职业团体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美国的大学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也与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论有关，当然新教的影响要比天主教大。神学院在美国大学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早期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几乎就是神学院，以哈佛为例，神学院的基本教义是建构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爱默生就在哈佛神学院，他是Unitarian，不知中文该怎么说，（黄：Unitarianism，中文译成唯一神教派。）对，就是反对三位一体，认为只有一元。他那时发表了一篇后来最有名的讲演，叫做“美国的学者”，就在哈佛神学院的教堂里。他提出这个报告时，哈佛神学院一半以上的教授退席，因为他挑战了他们最核心的价值。有人说正因为哈佛被非基督教的力量所控制才建立了耶鲁大学，耶鲁在后来被凡俗化，不符合基督教的要求，这才建立了埃莫斯（Amherst位于麻省西部，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之一），很多美国大学的建立是针对那些因为启蒙而质疑神启的大学倾向。这个力量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传统基础。你看哈佛的校徽，就在哈佛铜像的左面，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而有一本却是关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智慧是永远不能从知识得到的。这是一个老传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语言，希腊文现在懂的不多了，但是拉丁文和希伯莱文一直是哈佛的重点，每年的毕业典礼总有人要用拉丁文发表致词，古典的精神今天已黯然不彰但余韵犹存。但大学也是启蒙精神的突出体现。
你提到康德，的确他突出“此岸世界”是与建立人的理性的中心原则有关，可是，他的三个最主要的预设，除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以外，他注重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甚至认为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是建构道德的主要基础。你想，笛卡尔化了毕生的精力论证“我思故我在”，然后要建立上帝的无限权威，他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在哲学界仍然很大；莱布尼茨的思路有些地方很象朱熹，他努力建构上帝存在的观念，影响力也非常大。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启蒙的思想绝对是反宗教的，特别是反基督教，但是，他们所反的是Christendom。吉尔克格德也曾反对基督教作为一个控制制度，痛恨神父；狄德罗曾有最血淋淋的说法，要把神学杀死，用它的肚肠绞死神职人员，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发展，对于教会和基督教的控制系统极为憎恨，可是另一面，对上帝存在他并不反对。我相信，很多思想家几乎都不质疑上帝存在。例如牛顿，他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基本上用拉丁文写作，强调他所作的全部研究并不纯粹是作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上帝创造世界的合法性。

黄：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在法国时比较多的考虑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在和一些法国学者交流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启蒙时代的反宗教有两股力量，一是与求知有关，教会垄断了关于世界的全部解释权，神职人员以上帝的身份随意的解释世界、解释人生，导致产生了很多虚妄无当的说法，甚至无法通过人的日常经验的检讨，这些解释有时更有一种世俗的虚伪，是为神职人员的权威性所作的自我注脚。这在后来必然地与实验科学实验知识发生冲突，科学和知识的光芒理所当然地会冲破这些中世纪以来的虚伪的说教。二是与“君权神授”有关，教会不只是单纯的精神权力，它还渗透到王权之中，以上帝的名义裁决权力的合法性。在欧洲，很多国王都是由教会加冕的，甚至启蒙之后的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在启蒙的进程中，打破中世纪以来的“政教合一”，还政于世俗社会就成了必要的课题，事实上，王权经常与民权结盟挑战教会神权。这点后来被当作启蒙的重要成果而广为传播，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当代所谓民主的程序政治中被视为经典准则，以此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对政治的可能的干预。现在，这个原则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任何原则极端化之后，总会产生非预期的灾难。

杜：启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我基本同意你的说法，但有一点要注意，《新约》中耶稣说，让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这应当理解为是他所作的选择。罗马帝国的出现事实上为基督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基督最后上十字架与这个选择很有关系。关于这一点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中犹太人集体抗议暴政的革命集团，很多犹太人当时要反对罗马政权，希望耶稣能够出面来调动这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他不作这个选择，他创造一个凡俗社会之外的生存空间。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政治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直到今天，梵帝冈仍然有这方面的意愿，要在政治上发挥影响，想靠它的宗教权威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耶稣的超越的理念和在凡俗中干预政治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王权一方面跟梵帝冈合作，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很大，有时极为紧张。这种紧张常与婚姻有关，教会不允许离婚，而婚姻又经常是王室为了利益的结盟。因为这类原因，导致层出不穷的政教冲突。例如英国，它就自搞一套，产生了Anglican，英国的国教，事实上，它看起来与罗马教会的仪式非常接近，但它属于英国，而且与罗马分庭抗礼。神权要通过教会控制王权和王权要独立地行使权力，这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启蒙的思想主要是反对神权的权威，以及受神权控制和掌握的政治权威。尽管如此，即使经过启蒙的批判，宗教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中仍然很强大，至今如是。举个例子，许多人有这个看法：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解体，与宗教有关。假如从波兰看，那与教皇的关系就很密切。甚至有人认为，教皇与里根联手搞垮了苏联东欧，这个看法有点偏激了。但是，也不能认为宗教因素不起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对政治起的作用非常之大，绝对不能低估。现在我们强调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多半与宗教之间的抗衡有关，但不能不注意宗教内部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关于启蒙反思，我认为最少有这样三个方面要顾及。
第一，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它首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因为它的推动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深刻的改变，并且，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利益领域因此而重新组合，这个发展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重要的历史学家、比较社会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乃至现代化理论专家，都对启蒙作为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极为关注。这里有一定的客观性，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难以数计，成千上万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这方面的资源，在整个文化中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现象如何出现了解不够，那对它在发生学中所探讨的机制往往就一无所知。对文化中国的知识积累而言，这是一个大困难。
第二，它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背后是理想主义，它成为一个“ideal”，这个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康德以后的西方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理念，反对这样的理念想回到中世纪神学的思想家屈指可数。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有一些反对的潮流，包括浪漫主义等等，但都被笼罩在启蒙的大语境中，启蒙作为大趋势象摧枯拉朽般扫除了许多从中世纪以来即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及反理性因素。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各种反对的力量，这些力量也一直在发展。这使我们认识到启蒙是个复杂的现象。因此，现代性、现代化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这多少与启蒙有关。彼特·博格（PeterBerger）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反证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字就是“奥斯威辛”（Auschwitz），就是纳粹的集中营。最残酷的集体主义和最能够发展人性光辉的个人尊严，都在启蒙之中。以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没有启蒙精神引导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多二十世纪所目睹的怪现象都不可能发生。有个德国的电视剧，影响非常大，完全根据事实的纪录拍成的。几个德国的将军在考虑如何落实希特勒的命令，把六百万犹太人杀死，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法，所有的相关的问题都被列入议程，后勤的问题、运输的问题、事后处理的问题，等等，他们谈了六个小时，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就是怎么杀，工具理性到了最残酷的地步。在钮伦堡大审判中，有一个神职人员，大约是为犯人行刑前作临终祷告的，他要与这些犯人谈话，其中有一次，他找一个德国将军，可能就是奥斯威辛的，他从头到尾就谈他如何找到毒气杀人的方法，比较起来以前的方法是多么笨拙、多么浪费，我的办法又是如何之好、如何之有效。最后讲完了，问他有什么忏悔，他还是在那个杀人的语境中。这位神父后来有一个回应，他说，真正的罪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同情，完全不能想到别人的痛苦和悲惨，把杀人完全当作工具理性。
启蒙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现在受到很大的质疑，受到解构主义的质疑，受到女性主义的质疑，受到生态环保主义的质疑，等等。同时，它仍然在继续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所以还在继续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社会阶层和一些团体以它为信念主导各种社会活动，更有意义的是，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主动自觉地要继续完成启蒙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哈贝马斯（Habermas），他和德里达（Derrida）他们是明显的不同，他认为启蒙的理念还没有完成，他有一个比较平实的看法，很能反映启蒙心态，就是一定要扩大理性的层面，不能只从工具理性下手，所以提出沟通理性的问题、合理性等，所谓理性的向度。他基本上还是顺着康德的道路，康德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启蒙”，就是突出理性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应通过道德律令来发展理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基本精神是属于德国理想主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路。在很多方面，事实上，我比较同情这种努力，我对德里达那种后现代的反结构和解构主义很有警觉，但是，理性的困境是不是通过哈贝马斯的方法就能解决，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潮流，我认为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彼特·博格，还有西谬·爱森斯塔（S、N、Eisensdalt）都属于这个潮流，还是启蒙的问题意识。
第三，启蒙是一种有普遍性的心态。这个方面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大，你刚才也提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受到启蒙的影响，既非它的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追踪启蒙的发展和来龙去脉；另外，也不是启蒙的文明理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工具主义的影响，当然在“五四”前期，有人是突出自由、人权的理念，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但是真正最大的影响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强势。所谓“科学主义”是这种心态的一种体现，还有所谓社会工程，还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宗教的问题掉以轻心，认为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强烈的线性的进步观念，还有你提到的“富强”理念。这些方面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其中有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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