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要接着说下去，不说清楚我就无法安睡，你一定知道我想谈的不止是爱不爱国。昨晚写完信，我激动得不能自持，好像看见了一点光，同时也看见月之暗面，不，不，与其说我看见了光，不如说我看到自己处于长久的暗影中却不自知，阵阵悲哀阵阵兴奋，交替袭来。

这些，都源自一个很简单，却令我震惊无比的发现：在政治上，我，原来已被南方报系影响得那么深，深到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别的看法。

公允地说，我接收的也许仅仅是他们想要传递的众多讯息中最为表象的一层，最容易被消化的一层，也就是可能立刻产生态度，表明立场的那一类支援性讯息，真正深刻丰富的讯息我从未深究过。

也有可能，我的政治观奠基于我的个人经验，来自零散的记忆，妈妈在边疆苦熬十八年的记忆，让我自主选择了某一类可能修复创伤的讯息，并迅速内化为个人立场，此后从未改变过。

由此不自觉形成的政治观，是一种较为极端的个人主义立场吧：我不想管理别人，我也不需要谁来管理我；一切，我都心中有数，可以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以不妨害社会为限。

一直以来，我都以此标准衡量着我接触到的所有新闻所有事件，这套不成文的标准也仿佛越来越好用，我甚至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也应该如此运转。直到今年。奥运年啊，申奥成功的时候你还在，我不记得我们仨怎样激动了，大体很平淡吧，也不是不高兴，倒也不大入心，不就是奥运麽。

可是妈妈，你不知道，今年真的发生好多事情啊，我忽然有个感觉：我们一直关着门挺高兴地迎奥运预备奥运，像个没见过大世面的小镇青年筹备某次隆重的筵席，终于一切都拾掇停当，兴冲冲猛地一下打开门，原来门外那么多人黑着脸阴着脸不喜欢，不高兴看见我们稍稍高兴一下略微骄傲一下，哪怕是没有足够理由的。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们的国家真这么差劲麽？真做下许许多多难以启齿的事情麽？当然，我恨文革，恨上山下乡，恨所有伤害妈妈的事，可那之后的许多事，难道，难道不是我们自己选的麽？我们选择金钱、选择消费，自然也无法拒绝腐败、拒绝竞争或淘汰，有人付出代价、有人被牺牲、有应当有不应当，总有代价，只是是否落在你头上。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感慨颇深。记者和某教授同桌吃饭，教授酒酣耳热之际，谈起自己在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中，曾在队列中对国家振臂高呼，冷不丁一块砖直冲他额头飞来，那个时刻，曾经的大学生，后来的教授在心中默念：“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也许，同时停止的还有某些无来由的情感，此后，一切的情感都变得有根有据。

唉，妈妈，外国人究竟怎么看我们呢？尤其当“我们”早已不是一个整体，尤其当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在思想上已涣散得可怕，而他们可能还在看某个臆想中的整体的我们？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其实我根本拒绝去倾听去尊重一部分爱国者的内心，我总是暗含讥讽，说起爱国，仿佛那是混搭是复古是可论较的时尚。

我所有的反应，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也不是一个爱国者，我只是我自己，可我又生活在这个国家，所以我一会儿仅仅是我自己，一会儿又天然地被赋予国民的属性。

还有一个更难堪的事实：一旦当我必须承认，在政治上，我天然地属于中国国民，我就下意识地想要反对“他们”，那些爱国者。一旦这样的时刻来临，我就愈发固守一己之私的立场，加倍地轻视他们，讥嘲他们。

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认定他们当中没几个真的，即便真的，也很廉价。

换言之，我永远只能理解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某种“爱”，我根本不懂无条件的那种“爱”，甚至，只有当他们一面游行一面索求些什么的时候，我才认定他们真实。——我竟是如此偏狭！一个自诩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其实如此偏狭！

还有，除了，除了偏狭，还有别的，几乎让我看到一线光的，妈妈，妈妈，我一直想谈这个……唉！简直没办法说得清！这种感觉就像前不久重读《白痴》，梅什金公爵和罗果仁交谈，谈无神论者对信仰的批判，梅什金讲了四个故事，我完全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我就是体会不到原来他希望我深入的那个程度，那里也许藏着美藏着恐怖，可我就是去不了。梅什金说，无神论者说的都对，都有道理，可总是隔靴搔痒，他们不在，他们不懂。

昨夜，让我辗转反侧的就是这个“不在”与“不懂”。对政治这样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我也永远只有自己的角度，对所有其他任何立场，我都不在，我都不懂。

何况其他？其他的感情，其他的人，其他的爱，我又何曾体会，何曾懂得？

对《白痴》这样的书，对许许多多伟大的书，我从来也只在缥缈的审美的维度，理解过一星半点而已吧。我其实根本看不懂他们在写什么。我的眼睛是瞎的。

真可怜啊这样的人，狭隘得近乎可悲，自以为是得几乎可耻。妈妈，我还是没讲清楚吧，那种悲哀与兴奋交替的情绪已经过去了，不管我觉得它的启示有多麽重大，我也没想好以后要怎么做才能走出一己之私的偏狭，我真的没想好。

我，我只是花了一个难眠的夜晚懂得了一件事：他们存在着，他们和我完全不同，他们是真的，我必须学会从心底开始敬重。

一切，由对他人选择的敬重开始麽？是这样麽，妈妈，你觉得我爱你麽，我敬重过你的选择麽？十八岁的姑娘，当年的远行，谁真正敬重过？我们在用什么称量着本应对你选择的敬重？你从未谈起当年你写下的那些飞扬而热切的日记，你抄录的那些壮丽的诗，是羞愧麽？你把什么埋在心底了？除了悲怆、孤独、运命不济，你藏起了什么秘而不宣呢？妈妈！你藏起的是不是可能与命运等重的东西，是我曾写下的“生命的卑微、卑微中一丝丝微弱的呼喊，那呼喊是焰火，是卡夫卡的《美国》，是除了死，变成虫子以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