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3同行大体是冤家偶尔也能成为朋友(上）

（提示一下：《垃圾场边的守望者》写于2004年）

在足记这个圈子里关于我的说法看起来为数不少。其中一个是：我没有什么朋友。

若干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如果不是旁边刚好有一堵墙我必当场昏厥倒地无疑。我的第一反应是：别开玩笑了，多年以来我或事出有因或平白无故曾经请那么多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同行吃饭，难道无数次的埋单都换不来几个朋友？然而，当我冷静下来想在心中默默地细数我圈子里的朋友的时候，数到第三个之后如果不凑数的话还真的是戛然而止难以为继了。

随后我开始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是的，没错，在中国足记这个圈子里我的确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通过比中国足球认真十倍的反思我知道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我自己——我丫有的时候或者说随时随地有意无意间表现得太牛B了，眼睛里似乎没有谁了而且爱谁谁，尤其对一些明显过气却浑然不觉的老前辈，人家见面的时候都是老师长老师短地亲热无比，我却像躲瘟神似的能闪就闪了；再有就是一些第一眼看着不投缘的各地同行，人家很主动地上来打招呼甚至还不惜叫一声“董老师”，我却常常面无表情最多点一下头一点而过。

我也经常听说有的同行背后说我是个傻B，每当此时我总要追问一句是谁？很遗憾，对方告诉我所有那些视我为傻B的同行中，一半我连认识都不认识甚至连听说都听说过；而另一半认识的人中，在我的潜意识里无一例外都已经被我贴上了傻B的标签。于是，我心安理得：凭什么我能把人家当傻B，人家就不能当我是傻B呢？即使有着先入为主先后之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啊！

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有一些同行我有机会近距离（非零距离）接触，更多的只能通过彼此的文章来相识，不管我们是否认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做着一件几乎完全一致的事情。

人在江湖飘，谁能任逍遥？作为同行我们的幸福也许是各不相同的，但我们的苦恼却有着极端的类似。我自己心理非常清楚，我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位同行视为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冤家。举个例子，即使那位曾经在报纸上化名诋毁我、四处写匿名信诬陷我的同行，多年以后在相隔万里的阿根廷采访世青赛，我依然选择了若无其事地平和相处，与之以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到饭馆吃，一起去赌场玩。

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圈子里我很早就已经没有了竞争的对象，不是说我比别人强多少，而是我所在的特殊环境和我工作特殊方式决定了这一切——李承鹏也好，马德兴也罢，他们的全称应该是“《足球》李承鹏”和“《体坛周报》马德兴”，而我过去所在的《精品购物指南》、《中国合作新报》以及现在所在的《青年体育报》用专业体育（足球）媒体的标准衡量，均渺小的不值一提，所以我的简称是“董路”，我的全称也是“董路”。

在我们报社里没有人和我竞争，而我做的报纸又无力和别人竞争，我给《足球》《体坛》写评论没有竞争，我给新浪网写专栏也没有竞争，我所有写足球的压力只来自于我自己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领导、同事以及其他报纸或者其他报纸的同行，更确切地说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所谓新闻竞争的压力，否则2000前后一年零两个月里我不会在写了80万字的足球文章的同时还有时间和心情写了一本40万字的足球言情小说……总之，作为一名足记，我所做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字：“写”就是了。

我是一名足记，也是一名读者——《体坛周报》的读者、《足球》的读者以及所有经常被几家大的网站转载所写文章的那些同行们的读者，即使谈不上十分忠实却也相对认真。必须说从同行的文章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启迪，至少借助于此让自己可以随时对国内外足球的各种动态大体做到尽收眼底尽在掌握。

和许多的同行相比我并不职业，在我看来一名职业的足球记者应当是不顾一切去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新闻的，应当像马德兴一样为了维系与采访者和谐的关系宁愿让比自己年龄小一倍的国青球员称兄道弟；应当像李承鹏一样为了获取独家新闻不惜在欧洲公路上驾车追逐足协选帅小组体验生死时速；也应当像很多同行一样为了看到国家队封闭训练的内容而在香河基地的围墙外架梯爬树、登高了望……

我不职业，但不代表我不敬业也不代表我不专业。实际上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我被周遭一致公认的惟一优点就是“此人极其敬业”；至于专业，我自己觉得还算是懂球，可以比较清晰地阅读一支球队的战术打法、人员组合，也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一场比赛的细节过程、内容结果……至少我很少会犯涉及足球专业的错误。

我需要多说一些冉雄飞。我认为他是当今足记中最为专业的一个，这一方面因为他早期曾经接受过比较正规的足球专业训练，据说当年在重庆上大学的时候差一点入选四川青年队，也就是差一点和姚夏成为队友；还有一点就是他做足记这一行比较用功，不论是在CCYV《足球之夜》出道还是后来加盟了《体坛周报》，总是很用心钻研足球技战术，比如每场比赛都要做一份详细的技术统计什么的。记得当年金志扬执教北京国安的时候，小冉经常拿着他做的国安队比赛的数据统计去找老金切磋，并得到了对方高度的评价。

我自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不会给他的婚礼做主持人并且还不假思索毫不忧郁地随了5000元的一份礼金（数量之大仅次于他的生身父母）。平常我和他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有关足球技战术的话题，有时也请他到我主持的电台足球节目中当嘉宾——我做逗哏，他做捧哏，我们的节目一度被听众称为“足球相声”。

其实命运和小冉开了一个不大不小不三不四的玩笑。因为生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镇，他从小说话就带有浓重的乡音，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加之后来又在祖籍贵州的媳妇家长期寄人篱下，总之特殊而复杂的语言环境让他的口音最终变得像中国足球一样七上八下不着四六，比如“非常男女”几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成了“肥肠褴褛”，害得我总要纠正他应该是“衣衫褴褛”。

如果他能说一口普通话哪怕不是“肥肠”标准，他早就可以在CCTV体育频道成为一名主播级的足球节目主持人了。但“肥肠肥肠”遗憾，一直以来对他而言说好普通话的难度远远大于他见到一位漂亮的女孩还能保持目不转睛作怀不乱的难度。于是，200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在瞿老大热情的感召下，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弃“嘴”从“笔”，离开了CCTV去了《体坛周报》并随即将自己投放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新闻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那之前，我经常约小冉给我编辑的报纸写一些稿子。他的稿子总是写得很长很长而我总是叮嘱手下的编辑尽量不要删节，以示我对其辛苦劳作的尊重。久而久之，报社里个别同事都开始怀疑我是否在假公济私任人为亲。

不过这种怀疑比起他妻子的“怀疑”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在深更半夜万籁具寂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或者从我住的地方离开，其倍受冷落独守空房的老婆终于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向其发出了“你们是不是同性恋？！”的惊天质疑。我闻听之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抓紧时间安排了一个饭局，席间一脸正气两小无猜三纲五常四方之志地对他美丽多变的妻子说：弟妹，你放心吧，我“异性恋”都忙不过来……

从此小冉太太不再怀疑我是“同性恋”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冉可以风雨无阻自由自在地来找我，因为他太太对我的认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坚持认为我在男女问题上过于随便随意，以至于让自己的老公受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经常处于一种蠢蠢欲动的状态之中。于是，这位贵州生人的女子不仅严格限制自己的老公和我频繁接触甚至还曾专门致电黄健翔的老婆苦口婆心越俎代庖提醒对方“千万别让你老公和董路混”。

祸从口出——一切都是小冉自讨苦吃自取灭亡。那时我每一次和一个女孩或者谈事情或者谈恋爱从不瞒着小冉，但我没想到小冉也从不瞒他媳妇。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树立自己一身正气一棵红心的高大形象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靠自己日常行为的良好表现，其二，就是靠揭露其他男人的丑恶嘴脸，所谓“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用说，小冉简单实用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迫于来自于家庭内部排山倒海不可抗拒的压力，近一年来婚后的小冉和我疏远了很多，但我们依然是朋友。只是自从他成为《体坛周报》的一名足记之后，我已经不可能再向他约稿了，否则若是被他老板发现非扣他二斗红高粱没商量。

我坚持认为中国足球新闻史上足记之间最能体现完整(请注意我这一用词）人性的一幕就发生在我和冉雄飞之间，而这一幕让我对什么是真诚、狭隘、工作、友情、竞争、私欲、坦城、永恒等等词汇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彻骨的体会。

2003年元月，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国脚邵佳一加盟了德国甲级球队慕尼黑1860队，这在当时的中国足坛可谓是后世界杯时代第一桩石破惊天的大新闻！

当时我觉得《青年体育报》既然立足于北京，十分有必要追踪采访邵佳一登陆德甲的全过程，于是向报社提出了去德国实地采访的计划。不得不说由于当时报社经济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去德国一个月相关的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采访资金的困难瞬间严峻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马上想到了实力更强的《足球》报，多年以来我一直是该报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者，有着悠久而和谐的合作关系。我拨通了《足球》报雷青峰副总的电话，得知他们也想追踪报道邵佳一只是还没有确定十分合适的本报记者的时候，便试探着问能不能我这次作为特约记者负责为《足球》报提供独家的稿件，当然我需要一定的采访费用的支持。很快，雷副总给了肯定的答复。在为出国做准备的时候，有一天小冉突然电告我，他作为《体坛周报》的特派记者也要去德国。当时我听后哈哈大笑，末了对他说：我盼望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了——你我终于成为竞争对手了！

是的，我说得没错。拿人钱财，替人买命。既然这一回我拿着《足球》的经费，就只能为《足球》往死里干活；小冉自不必说，也只能为自己效力的《体坛周报》倾力而战。至于两家报纸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地球人都知道。不要忘了时值隆冬季节，国内足坛几乎没有任何的赛事，本来就是一个足球新闻的淡季。对邵佳一登陆德甲事件的报道可谓是当时新闻竞争一个最最重要的战场，对两家媒体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甚至一定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小冉一夜之间从“朋友+同行”急速地演变为“朋友+对手”。

几天之后，在一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的冬日里，我、小冉还有邵佳一以及其中方代理人本森先生一同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班，我们两个人成为了国内仅有的两名随行的足记。虽然我们一路很开心地聊天但彼此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将是一场持续一个月之久的“两个人的战斗”——因为从那一刻起，“《足球》VS《体坛》”，在有关邵佳一的专题新闻上演绎成为了“董路VS冉雄飞”。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竞争——这是我们在此之前做梦都难以想象的事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