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奏折的背后

我在位于北京南郊的佛教胜地、千年古刹——云居寺游览时，偶然在该寺的一间文物陈列室里，发现一件清朝末年的奏折副本，标题为《杨乃武案》，注明时间为“光绪元年”。该奏折副本下边的一张纸上写着“钦差查办事件”字样。奏折用的黄色纸张虽已褪色，但上面文字的墨色丝毫未变，依然墨黑如新，清晰得很，一笔一划的小楷字，工整秀丽，看上去真似一幅优美的书法作品。我仔细将它阅读了两遍，了解了清末这件有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内情。通过奏折，还知晓了一些清朝各级官员审判案件的情形。

这份奏折是清廷刑部侍郎、大理寺正卿沈家本上奏光绪皇帝的奏折手抄副本。沈家本在该奏章中详细陈述了浙江学正侍郎胡瑞兰、宁波给事中边宝权等四份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认为该案尚需复议。我们过去从一些文艺作品和戏曲中看到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多有夸张和虚构的成分，这次通过这份奏折，了解了这件清末奇案的真情。

清同治十二年（1700年）十月初十，毕秀姑（即小白菜）丈夫葛品连病死。浙江余杭县令刘锡彤据传言认为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关，遂逮捕毕秀姑，严刑拷打，问成谋害亲夫，并诬攀是受杨乃武指使。该县令将杨乃武革除举人，刑讯逼供，杨坚决不承认。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上报杭州府。杭州府提审时，杨受刑不过，屈打成招。杭州府依大清法律，判处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弟鸣冤，告到省里。浙江巡抚杨昌浚派人会审，会审人员被刘锡彤贿赂收买，巡抚杨昌浚仍依照杭州府的判决上报清廷刑部，只等刑部回文一到，杨乃武就要被处死。杨菊贞不甘心，两次进京告御状，在一些浙江籍官员的帮助下，该案终于告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谕：让刑部下令，杨昌浚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问，务得实情。杨昌浚接到太后谕旨，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复审，杨乃武和毕秀姑在复审时都翻了供。审了两个多月，未能定案。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建议朝廷另派大员赴浙审理此案。礼部侍郎、浙江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胡瑞兰接受了这个差使。这位胡学政会同一些官员提审时，日夜连审，用遍了各种刑具，杨两腿均被夹断，毕十指列脱，还被用铜丝穿入乳头。二人受不住酷刑，仍都诬服。胡瑞兰复奏朝廷，云“反复讯究，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即毕秀姑）将伊夫葛品连毒毙，供词连同，案无遁饰……原拟罪名并无出入。”杨乃武见事已至此，完全绝望了，他在狱中自挽一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就在刑部奉旨审阅胡瑞兰上报的杨乃武、毕秀姑一案的案卷时，杭州一些举人、生员及杨的好友三十余人，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控告，揭露官府在杨乃武案中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草菅人命，欺罔朝廷。京中御使边宝泉也奏请朝廷将此案提交刑部详细研讯。

据存在云居寺的这份奏折中说，边宝泉的建议被刑部驳回：“若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但奏折中仍透露出，朝廷对此案的重视，先是严饰胡瑞兰“秉公研究”，“不得回护同官含混结案”，继而又指示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献（即定案准确无误）。”这份奏折就是刑部（执笔人为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向朝廷汇报审阅上报案卷的结果。

奏折指出：将浙江巡抚原先上报的案情，与胡瑞兰复审的案卷“逐一详核，尚多歧异之处”，如：关于所谓葛品连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先说杨毕奸情被葛品连撞破，后来的供词中又无此事了；再如，所谓杨在钱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亦不一致；钱宝生系重要人证，只在县里传讯一次，杭州府为何没有亲自审问？是否曾与杨乃武当面对质，也未提及；再如，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夜间常听其开门，“究竟往来者系何人”，葛毕氏未交代，复审时也未详讯；还有一点，杨乃武牵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翰（此人曾强奸过毕秀姑，因怕事泄，积极参与制造杨毕冤案），可是此人却从未出庭，只派人传过一次，派的人回来说，刘海升（系刘锡彤另一儿子）已经回原籍了。刘海升与刘子翰是否是一个人？也未交代。奏折说，“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而胡学政又没有在复审中“逐层剖析”，详细申明“供词因何不符”。故“臣部（即刑部）未便率复”，请求朝廷降旨，命“该学政提集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再行讯取详细供词”，弄清楚之后，具奏朝廷，再由刑部核议。

据有关资料证实，朝廷接受刑部建议，命胡瑞兰再行认真审问，并不得再用严刑逼供。胡又审了两次，杨毕二人再次翻供。胡瑞兰复奏时说，“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在诸多官员的呼吁之下，慈禧太后谕：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奏谕，即令余杭县令将全部犯人、证人押解来京。这才有了后来的真相大白，杨乃武与毕秀姑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从这份极为罕见的清廷官员奏折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和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于被判处死刑这样人命关天的案件，清朝政府是比较慎重和重视的，不仅要由刑部复核，而且须报清廷最高首脑——皇帝核准，皇帝老儿不点头，罪犯是不会被处决的；其二，在一般认为清末政府极其腐败，官员大多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同时，亦有像这位奏折的起草者，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沈家本这样认真负责，仔细复核下边报上来的案卷，逐字逐句推敲，从中发现疑点、疏漏和歧异之处，并且负责任地呈报朝廷，其对案件当事人负责的精神，委实可敬可佩；其三，行刑逼供的弊端在杨乃武一案中暴露得比较明显，从古到今，搞逼供信，不能正确审理案情，只会制造冤假错案，只有重调查研究重证据，方可弄清真相，正确审理案件。这是我们今天从事司法、侦查工作的同志也需要注意的问题。历史教训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