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代人各有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也总要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我看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诚实相待，有一说一，爱人如己，是最好的精神面貌。出于公道说实话，不当骗子，不说谎言，敢于冒犯权威，我觉得众人中难得有张鸣这样的精神面貌。2007年3月，一个公众新闻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大名叫张鸣的文化人，职业是大学教授，祖籍是浙江钱塘江畔上虞人（这里不妨一提的是，我认识一个生在上虞的人，名为朱虞夫，同样敢于讲真话受压制而不屈服），其人正如其名，不张不鸣，一鸣就张。他是中国公开直言“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的公民第一人，教授第一人。

不要以为敢说真话，表示诚实的人就是大众所不容的异类，就是异端，就是“吃里爬外”。其实，张鸣所言“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被认为普遍属实，他不是什么异类或异端。

张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教授，完全有资格揭露和评点该学院教授职称评定会上发生的暗箱操作、不公开、缺乏透明和权力至上的不公行为；他也没有必要对另一个教授、虽然是领导身份的院长李景治有什么“敬畏之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敬畏的一是敬畏生命，天赋人权必须敬畏；二是敬畏法律，法律的背后是公平和公义、公道；三是敬畏爱，爱人如己，众人皆因为有了爱才融为一体。这三大敬畏中最大的敬畏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公义的道德法则。出于爱，张鸣教授理所当然地替本学院萧延中先生评教授职称遭遇不公而鸣不平，也可以对李景治动用行政权力要将张鸣“撤职、搞臭并赶走”表示更大的抗议。李景治凭什么就可以后发制人去撤张鸣的职呢，这样做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仅仅因为他是院长大人就可以任意胡来吗？

张鸣其言其行，足以显示他爱人如己；李景治院长其人言行，正好印证了张鸣指控学校陷入“黑社会化”有名有实，院长自己是对号入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学这个衙门里的博士、硕士的论文答辩费多则每人1800元，仅该学院就有30多人没有拿到这些钱，这些钱如不是被学院克扣，又到了哪里？当然在衙门老爷眼里，学生就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院长的权力是绝对的。

张鸣这样年过半百知天命之人，保持有这样的精神面貌，似乎已经多久没有看到了。他认为公立大学就应该天下为“公”，这个公，必须是公义之公，公道之公，公平之公，公正之公，公开之公，公信之公，公心之公，公理之公，公益之公，公愤之公，绝对不能成为功利之功，功臣之功，更不能有假公济私之功。

社会上那些有种种阴暗心理的人，那些没有张鸣这样精神面貌的人又该如何说呢？他们说，“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低调处理，没必要让全社会都知道，这样自己今后的路也受影响。”说这话的人，正是那种以小人的标准论断君子的非公心之人，其心之阴暗，似乎已经朽坏。在他们眼里，何时有过公义之公，公道之公？祇有功利，祇有私利，祇有是非，没有坦荡，更无诚实。

对于一些为数不少的世故者来说，权力不可得罪，小人不可得罪，公义、公平、公正、公开可以得罪，凡“公”都敌视，即使孙中山先生坚持的“天下为公”，也被认为是纸上谈兵。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崇拜权力、崇拜功利、崇拜物质金钱的时代，能够看到张鸣有这样的精神面貌，确实是大不容易。

常年以来，当我们不知道“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何物的时候，人们似乎还把半夜传来的敲门声之后赶紧回答出来的“对不起，沃而夫住在隔壁”当作真正的万幸。因为祇要说出“沃而夫在隔壁”就安全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沃而夫已经被指定为张鸣了，就可以自以为安全了吗？张鸣岂不会是我们身边的王鸣、李鸣、大鸣、小鸣吗？岂不是无数个在隔壁的不安全的你我吗？一个张鸣站出来，祇要做得有公心，循公道，行公义，持公平，为公正，能公开，奉公信，保公理，守公法，利公益，他就有了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精神面貌，他就可以足以值得众人信任，值得众人尊敬。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前辈人追求的精神面貌，今天的人们则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天下为公、爱人如己”的精神面貌，持守公道、公义、公信，做黑暗路途中的光明，做他人的垫脚石，为真理的自由服务，率先担当这个时代博爱、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一份子，迎接一个真正和谐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