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困困《中国沙龙女主人》。

法国大明星阿兰.德龙的50岁生日是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过的。别看他岁数不小，童心未泯，提议说：“既然我50岁，餐厅放进50个客人就关门谢客吧。”听的人都被搞懵了。马克西姆的女主人宋怀桂很镇定，她早年间与阿兰.德龙在巴黎相识，懂得他的习性：“我们中国人有个传说，生日时客人来多少，过生日的就能活多少岁。”后来马克西姆餐厅放进去太多人，都快挤爆了。

当时场面被记录在一张老照片里：阿兰.德龙与宋怀桂坐在铺着红丝绒的小桌前，身后插中法两国国旗，配以数名黑衣墨镜保镖，前排端相机的观众做争先恐后状，正式外交场合也不过如此，要多气派有多气派。

关于1980年代北京沙龙女王宋怀桂的传说，有很多很多：她是1949年后第一桩涉外婚姻参与人，她与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在婚姻登记处受阻，写了封信给周恩来，获得特批。她与皮尔.卡丹神秘相识，将皮尔.卡丹服饰引进中国，在太庙办了中国第一届国际时装秀；她帮卡丹打理马克西姆餐厅生意，款待各路文艺名流，崔健在那里第一次演唱《一无所有》，张艺谋携巩俐欢喜出席，张国荣在那儿唱过卡拉ok，贝托鲁奇拍《末代皇帝》思路不畅，也要前去喝一杯威士忌……

我在北京大山子深处的一个仓库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有好几箱子，粗略地分门别类，有一些还沾满灰尘。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坐在我身旁，遇到有趣的，还要讲讲拍照时的趣闻——

宋怀桂与皮尔.卡丹相识在巴黎的一次展览上。宋怀桂和先生万曼的装饰艺术作品被展出，快结束时，宋怀桂站在梯子上摘画，皮尔.卡丹走进去问，这是谁的作品？宋怀桂问您有什么事吗？皮尔.卡丹开玩笑说，你是中国杂技团的吧。

崔健的36岁本命年生日在马克西姆餐厅过的。那餐厅原来是崇文门一家烤鸭店，改成马克西姆后规格依据国际标准。中国人都消费不起，宋怀桂就免费请他们来参加派对。中间的地毯掀开就是舞厅，崔健说，那叫“趴儿”，现在这个词已经死了。

不论何时，宋怀桂都把长发盘在脑后，着浓妆，穿皮尔.卡丹高级定制礼服——在这个品牌被乱授权使用之前，高级定制女装的风采无人能及。华服的宋怀桂与80年代装扮的人站在一起，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时空空降而来。

年纪长一些，她渐渐有了祖母样儿，还多了一份威严。贝托鲁奇拿着一张裕隆太后的画像说：“看，多像你！”她就在电影《末代皇帝》里演了裕隆太后。

很长一段时间，宋怀桂一家住在首都宾馆顶层的一个套间里，从房子的东南角望出去，可以看到天安门和长安街，那时候那里都是空旷的工地，高楼大厦等待被建造起来。她组织家庭沙龙，姜文和刘晓庆经常结伴去那里。姜文特别喜欢宋怀桂的外孙女玛琳娜，反复拿着相机给小姑娘拍照，他总是说“我也想要个洋娃娃一样的混血小孩”，后来他果然生了一个。

尊龙的照片有好多啊！他摆酷，扮鬼脸，着古装，大笑，左拥右抱……

“我的妈妈很喜欢尊龙。可能因为尊龙是个‘有点怪’的人，他从小在香港学习京剧，后来又去了美国，像是个没有家的流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妈妈很能吸引那些有‘流浪感’的人，他们在我的妈妈身上寻找母爱。”宋小虹翻着那些照片说。她的头发已经有点灰白，在她年轻的时候，就像老照片上那样，风姿绰约，一手揽着妈妈宋怀桂，一手揽着崔健，那是已经逝去的时光。

2、芳时易渡《夜读东坡—用舍、行藏》。

小时候就很喜欢苏轼的一首《沁园春》，林语堂《苏东坡传》里说他颇有些好作品都与弟弟子由有关，千古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一，《沁园春》（孤馆灯青）即其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超然台脱不开子由，子瞻写“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是熨贴贴的激励、展望。而《沁园春》的下阕最打动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但我读词不精，曾据此判断这首词应当出现在苏轼年谱早期，而事实上，他早年不涉填词。这是北赴穷壤密州之后的闪回了，作者已非“初来少年”。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澄阔志向难于舒展，“用舍由人，行藏在我”的潇洒帷幄也实行得跌跌撞撞。于是他又回到当下，以及比当下更远一点的寄意，“身长健”可堪“但愿人长久”，“且斗尊前”，暂歇性麻痹，倒是“还酹江月”一路，背后水远烟微，无涯无奈。

《编年校注》论此篇，引元好问的责评，以为其“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婢仆且休道”，故而绝非东坡所做。又扯到乌台案，所谓“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那么好了，神宗“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叫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我读此发笑，虽然诗案弹劾条绝非一例，但宋神宗会这么发脾气，首先于时序上讲不通--苏不是落此笔立即获罪，也不是一获罪就立即贬派黄州的，二则神宗颇有袒护之意，最后也是他挽苏轼于九死一生，如此重磅罪，判得相对轻，远比之后远遁海涯琼岛轻得多。此等文句，至多触碰御史台神经，神宗多半一笑置之吧？于是这非但“小说家以神宗之言实之”，而更像“小说家讹神宗之言”了。

曹树铭言“东坡词中有我，有真性情，真面目，一生壮志，尽于此矣。至于‘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既合孔子之道，亦系当时政治与思想之局限。” 以为甚是。关于用舍、行藏，《苏轼文集》史评笔记卷有一则叫《管仲分君谤》，笔合孔子说的“管仲器小”，在《论语.八佾》，孔子用了一对排比事例，说国君如此排场，你管仲也如此，何来的礼制呢？“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而《战国策》站在分君谤角度，认为管氏铺奢招致民愤，其意却在“以掩桓公”。苏轼的批评则是：

管仲仁人也，《战国策》之言，庶几是乎！ 然世末唯有以为然者也。虽然，管仲之爱其君亦陋矣，不谏其过，而务分谤焉。或曰：“管仲不可谏也。” 苏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谏而不听，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器小也。”

他首先肯定了《战国策》对管的评价，赞之仁人。继而宕开一笔，说管仁却陋，怎可光顾着文过分谤，而不直陈君之过呢。之后即用舍、行藏很关键的一句话，也是孔子本人的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不用在君，为人臣者，即使直面闭塞言路，牢狱灾祸，也应当勇于直谏。这是儒家忠君报国，辅天济民的慨然态度，苏轼一生都如一贯彻，哪怕他写再多逍遥飘洒的诗文，哪怕他最终只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种看淡、倦怠、纵情、回避，权充心灵救生药，即或占据灵魂疗程越来越大的比重，依然掩不住喷涌的热情。

他形容李白的文章“豪俊，语不甚择，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擅长平易字汇，灵机迸发，我觉得是他二人共同特点，而苏轼文的确“如万斛泉源”，读之酣淋爽快，气势磅礴，从宦海自福角度，却不见得“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不断肯直上谏，挥笔万言，也不给政敌好脸，于是不断遭罢黜，甚至死罪。暂出东山，仍旧滔滔汩汩，为民请天。他不太容易收藏，藏都藏不住。我每晚读一二他的史论时评，总不免赞叹“气太足了”，更难免担忧“太直接了”，虽然他的命运早已定局。《苏东坡传》的译者张振玉将“a vivid personality” 译作“元气淋漓，富有生机”，很妙的开场笔，延及政事，约绊不住纵健笔锋，却不一定是福祉。

常设想，如果苏东坡待在黄州终老呢，交友问道，著书修史，京诏来了也避辞不就，他后半生大起大落会否平复一些？叶嘉莹谈苏轼，喜欢引他那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离别海南时写下的，读之再三，胸中戚然。再回到他的“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一生如此直，如此真，如此澄清，怎叫人不感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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