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瓷质洁白，莹润如玉。碗外壁一侧绘雉鸡牡丹花，另一侧题墨彩诗句“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云”五言诗句，底有“雍正年制”款识。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高16.5厘米，造型小巧秀丽。瓶身绘“花石锦鸡图”。另一面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此瓶于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1.1548亿港元成交。

1997年，一件乾隆珐琅彩胭脂红山水纹碗以2147万港币成交，那时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还鲜有千万级的价格出现。

这几年，珐琅彩一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宠儿，一直是中国瓷器市场价格的翘楚。

珐琅彩瓷器为什么会被收藏者如此青睐呢？这主要是由于珐琅彩的产生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珐琅彩瓷器的工艺有着极高的要求；珐琅彩的原料及其绘制方法丰富了中国彩瓷艺术的表现形式；珐琅彩瓷器的形制和纹样构图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适应了新的审美需要；珐琅彩瓷器特殊的生产过程决定了它的存世量较小，市场流通量极低。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溶剂的硅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用以装饰器物表面被称作“珐琅”。西方的珐琅器是金属质地的，13世纪由陆路传入中国，在明代就有大量的掐丝珐琅产品出现。而一种叫做铜胎画珐琅的器物，则是由欧洲传教士或商人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海上带入中国的。康熙皇帝对这些从遥远的法兰西运来的精美鲜亮的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喜爱。他邀请法国的画珐琅艺人进入内廷造办处，并要求他们传授画珐琅的技艺。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中国时就携带一批画珐琅器物作为赠礼。

由于康熙时期铜料紧缺，康熙要求研制以瓷胎代替铜胎的画珐琅器。这项革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试成功。也就是从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素胎的瓷质器物，再到宫里造办处画珐琅图案，再入低温小窑烘烧形成所谓色地画珐琅瓷器。雍正七年，另一项革新得以完成。那就是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细腻无瑕的高白釉瓷器，然后到宫内造办处由画匠直接在釉面上绘制珐琅纹饰。雍正时期还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珐琅彩料，并启用顶尖的宫廷画师和文人官吏绘图题诗。这使得雍正一朝的珐琅瓷器无论在瓷胎的制造和色彩的调和以及构图的艺术上都达到顶峰。乾隆时期，珐琅颜料的研制更加细致多样，纹饰图样和器物形制更加丰富，制作工艺更加精巧别致。乾隆以后，则没有了严格意义的珐琅彩瓷器的宫廷制作。大体上讲，康雍乾三代的珐琅彩瓷器都具有鲜明的特点，非常明晰地反映了珐琅彩瓷器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到式微的过程。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为素胎，所以必须用黄、胭脂红等作地子，然后再绘制纹样。其画法也是从铜胎画珐琅移植而来。雍正时期则解决了高度白色釉上着色绘画的问题，并有了更细腻多样的国产珐琅颜料，造型雅致，构图清丽，极具艺术感。乾隆则是将珐琅彩颜色发展到十几种，并明显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影响，器物造型多种多样，纹饰构图繁复华美，绘制工艺极尽巧妙。乾隆中期以后，国库充盈，铜胎画珐琅又重新兴起。瓷胎画珐琅就慢慢式微了。康雍乾三朝珐琅瓷器的共同点，就是工艺极其精致，颜色沉着鲜亮，造型规整疏朗。

据记载，清宫收藏的珐琅彩瓷器约有400件。其中300件在抗战时期南迁，后于1949年运至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在历年市场上流通和藏家收藏的珐琅彩瓷器则不超过50件。而这些流转世间的珐琅彩瓷器则多是因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抢劫紫禁城以及晚清宫廷非法偷运而流失海内外的。所以市场上每出现一件清宫御制珐琅彩瓷器，都会引起藏者格外关注。其价格从晚清民国至今一直高高在上。

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瓷器的审美传统。使中国的瓷器鉴赏主流从单色质朴到绚丽华美；从简约写意到精巧逼真；从追慕古韵到应时创新。由珐琅彩而引发的中国粉彩以及单色釉的多样和色泽的变化，使中国瓷器艺术品的鉴赏更加国际化、市民化和大众化，并由此而改变了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品的收藏格局。

由于价格不菲，珐琅彩瓷器历来都有高水平的赝品充市。晚清民国时期有一种珐琅彩瓷器赝品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用清宫流出的白色釉瓷器加绘珐琅彩，几可乱真。俗称“后加彩”。另一种赝品则是根据有限的资料，臆造形制和图样，冒仿康雍乾御制款识。这一类赝品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好辨认的。主要是胎质不细，形制不准，绘画不精。但在当时由于信息缺乏，也着实骗了不少中外藏家。现在充斥市面的所谓珐琅彩瓷器绝大部分都是粗率的臆造和廉价的拼凑。常有人言称藏有十数件甚或数十件康雍乾御制珐琅彩瓷器，皆为妄语，不足为信。

近年随着珐琅彩瓷器的市场价位突飞猛进，制假的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另有好事者，以慕古为由，复原康雍乾珐琅彩瓷器的工艺流程，模仿其经典的形制纹样，生产出“翻版”珐琅彩瓷器，并冠以权威收藏机构和鉴定大家的监制和担保，鼓噪以极低的价格获取与原作具有同样文物价值的珐琅彩瓷精品云云。这种假古董制作，是新形势下“以假牟利”的新花样，与古人慕古敏求的精神不可通论，也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没有关系。窃以为，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大师们与其费尽心血复原古作，制造形似而无神韵的赝品，不如学习康雍乾的创新精神，潜心研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工艺、新样式，则既可节约资源，维护环保，也可标新立异，充盈当代，启迪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