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香港电影业出现了有趣一幕：争斗十几年的邵氏与嘉禾突然联手合作，两大公司轮流供片，在旗下电影院相继双线联映嘉禾的《奇门遁甲》、《八彩林亚珍》及邵氏的《如来神掌》，后来甚至联合摄制电影《七小福》。

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敌人”暂时变为“朋友”？毫无疑问，只有利益！之前的香港电影市场主要是邵氏与嘉禾双雄争霸，进入20世纪80年代却冒出一个新艺城，1982年春节以一部《最佳拍档》狂卖2600万港币，突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打垮嘉禾的《龙少爷》及邵氏的《十八般武艺》。随后，新艺城推出的《难兄难弟》、《夜惊魂》、《小生怕怕》亦荣登同年十大卖座影片之列，论其票房声势，俨然已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

不过，在邵逸夫和邹文怀眼中，他们真正的商业对手并非新艺城，而是为新艺城投资的幕后金主——“金公主”（除新艺城外，金公主当时还投资陈勋奇的永佳公司，“永佳”创业作《提防小手》亦以1100万票房名列1982年香港十大卖座影片）。所谓邵氏、嘉禾、新艺城三足鼎立只是表面，实际则是金公主、嘉禾、邵氏三大华语片电影院线逐鹿香江（内地驻港的银都旗下院线大可忽略不计）。要知道，如果没有院线支持，排定最佳上映档期，再好的影片也难卖座。

上世纪80年代，院线制度成为香港电影业的经济支柱。除了邵氏、嘉禾可以自产自销，其他独立制片公司只能被院线“招安”，依靠他们提供资金拍摄电影。反过来讲，金公主院线想获得稳定的片源，也只有资助新艺城、永佳，甚至后来的徐克电影工作室，李修贤的万能影业，这样才有资格挑战邵氏、嘉禾两大院线。与此同时，嘉禾联合邵氏打击金公主的“双线联映”战略亦危机重重，原来邵氏作品几十年来都是片场流水线制作，水准参差不齐，所以双线联映的结果往往是制作精良的嘉禾电影大收旺场。

邵氏获利既少，脸上又无光，绝非长久之策。于是，邵逸夫审时度势，毅然停止制作电影，将旗下院线转租给德宝公司，成功避开十年之后爆发的港片低潮。此前，德宝制作的电影一直排在嘉禾院线上映，但经历多次黄金档期和场次被“正宗嘉禾出品”挤掉之后，终于促使老板潘迪生决定建立自己的院线业务。不久，邵氏院线改为德宝院线，香港华语片影市仍由这三大院线主宰——直到1988年又出现一条新宝院线，不仅打乱了香港电影的整体格局，更成为港片“由盛而衰”的重要伏笔。

新宝院线的创办人陈荣美、冯秉仲原是雷觉坤金公主院线的合伙人，他们眼见港片市道正旺（外埠票房远远超过香港本土收益），东南亚、台湾、韩国等地都愿意投资港片赚取更大利润，但因当时三大院线主宰香港电影业，外资虽然偶尔也能投拍港片，却无法获得院线黄金档期及当红影星主演。有鉴于此，陈、冯二位“太子爷”决定另组独立于三大院线之外的新宝，专门充当外资和本港独立制片公司的“中介人”，大家合伙开戏，拍出来的电影不仅可以在新宝院线上映，外方投资还可以带回本土市场继续盈利。

如此说来，新宝院线的成立应该是好事一桩。仅1988年，港产电影发行数量就激增到110多部，比1987年多出30部。自此，香港影人赚钱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刘十三”、“郑九组”（意即刘德华一年拍13部电影，郑裕玲同时跨九个剧组拍戏）等戏称亦相继传出。事实上，莫说刘德华、郑裕玲、钟楚红、张曼玉这些影星，当年连幕后摄影、武指、灯光、道具都身兼三四组戏，大家赚钱赚到疯——彼时“如花”李健仁还未入行，后来便经常听前辈向他回忆慨叹。他转述给我时，则是一副心向往之、恨未赶上的惋惜神情。

客观而言，多了一条新院线，对片源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票房总额也会大幅增长，如此种种尽管看似皆大欢喜，实际却是隐患严重。首先，随着低成本小制作（包括之前排不上期的劣片）有机会在影院公映，导致滥拍现象愈发严重。其次，本土观众的消费力跟不上产港片产量猛增的步伐，至1992年，港片年产量已超过200部，但观众进影院人次却比1988年减少1900万人次。再者，由于院线增多、外资充裕，正好促使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宣布“独立“，不必再做依附于三大院线的“卫星公司”。

长此以往，三大院线逐渐“人心涣散”，譬如嘉禾旗下的洪金宝、许冠文公司先后转投“新宝”；金公主支持的新艺城老板黄百鸣、麦嘉相继跑出来与新宝院线合作《合家欢》及《瘦虎肥龙》；“德宝”重臣谷薇丽（谷德昭姐姐）、高志森则分别离职自组公司。至于徐克、麦当雄的制片公司更是如鱼得水，独立于三大院线之外，从容借助不同投资方摄制电影。这样一来，三大院线逐渐丧失在香港影市“呼风唤雨”的地位。结果，德宝于1991年放弃经营院线（由永高接手），两年后停止制作电影；1989年底，新艺城公司解体，金公主院线亦于1993年停止经营院线发行和制片业务，旗下电影院则被陈荣美接手，改组为金声，与新宝结为姊妹双院线。

至1993年，香港影市出现嘉乐（嘉禾旗下院线）、金声、新宝、永高、东方（黄百鸣成立）五大华语院线混战局面，看似热闹，实则积弱，早已不复香港影业经济支柱的龙头地位。反观取代香港院线成为当时港片主要投资者的，居然是来自台湾的八大片商！客观而言，之所以出现台湾片商在香港反客为主的形势，除了新宝冲破三大院线封锁，充当“引狼入室”的中介者之外，还因为当年内地、港台三地影业正值整合打通的“大时代”——台湾当局允许台湾片商赴内地拍摄外景，台湾投资商则更愿意支持香港制片商北上，为他们做“开荒牛”。

于是，自1990年起，华语电影业涌现了大量台资港片及合拍片……

1992年前后，刘德华的天幕、李连杰的正东，王家卫的泽东相继创立，这些大大小小的制片公司的幕后金主便是台湾片商。对于投资港片，台湾片商十分慷慨，只要香港制片人提出个故事题材和列出明星阵容，他们就可能先拿出上百万（甚至更多）现金来买这个计划（俗称“买片花”）。如此做法，对于香港影人自然好处多多，比如王家卫就倚靠张国荣、林青霞的全明星阵容和改编金庸武侠的“计划”，骗来台商的上千万投资，开拍《东邪西毒》。

正因为赚钱实在容易，令香港多数电影人不仅自信心空前膨胀，更打定主意在97前狂捞一笔。怎料还未到回归之年，香港电影已经自食恶果。1993年前后，跟风滥作横行，题材类型单一，票房一路狂跌，但拍摄成本却因明星片酬暴涨而不断增加——这一番恶性循环下来，饶是台商资金再充裕，也架不住收入与投资长期不成正比。1993年5月，台湾八大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员协会就如何抑制港片制作成本、压低演员片酬进行协商，其中特别提及“目前共有250多部台资港片未如期交货”。事实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烂尾”投资根本难以计数，即便能够完工上映，港片亦无厚利可图；因为自1993年开始，市道已经大变！港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是台湾市场不保。台商因港片利薄逐渐减少投资；台湾政府亦于1993年开始放宽对西片及日本电影的拷贝数量限制，以减低本土市场对港片的依赖程度。97之后，美国八大电影公司更以强势产品和行销手段将台湾电影市场几近垄断，港片已很难再分得一杯羹。

其次是内地市场难进。由于90年代初台资港制内地供景的合拍片风潮太旺，合拍片及协拍片数量远远超过电影局规定，还有《蓝风筝》、《诱僧》等合拍片违规操作，导致内地于1994发布加强管制合拍片的规定。而这一举措对于对于正值困境的香港电影业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第三，东南亚市场失守。90年代中后期，，马来西亚及泰国经历货币风潮，更有亚洲金融危机作乱，经济不景气，加之港片中仍有卖埠保证的名导明星亦日见稀少。终于令曾经是港片最重要市场的东南亚不但不再购买“片花”，甚至对已经制作好的港片成品也渐失兴趣。

第四，遭遇影碟及盗版冲击。从录像带到LD，从VCD到DVD，影片放映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院线虽然因此愈发萧条，所幸影人还可转而借助影碟市场盈利。但随着盗版日益猖獗，香港与世界各地电影业一样，都遭受重大打击。

第五，本土市场遇险。正所谓兵败如山倒，港片继丧失大半外埠市场之后，本地市场亦遭遇好莱坞入侵。1993年《侏罗纪公园》在香港创下6000万票房，打破之前港片连庄本土几十年票房冠军的神话。随后西片年年压境，港片节节败退，迄今这一局势仍在继续。

既然香港观众爱看西片胜过港片，院线商也只好见风转舵，不但缩减投资港片的资金，还将原本放映港片的部分影院改放西片！更有甚者，90年代后期，随着黄百鸣的东方院线停办，陈荣美“双线联映”（新宝、金声）旗下不少影院停业改建成商场，邹文怀的嘉禾亦放弃香港影院的经营业务，则标志着曾经主宰香港电影业的院线制宣告瓦解。

少了本地院线商和台商（包括东南亚）的资金支持，香港电影的处境愈发艰难。寻找新的金主继续投资港片，转战新的市场行销港片，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期间（1993至1999），尽管吴宇森、徐克、林岭东、黄志强、于仁泰、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港片栋梁相继远赴好莱坞发展，香港电影从业人员又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之忧，但港片创作却并未因此陷入困境——曾志伟、陈可辛的“UFO”，王家卫、刘镇伟的“泽东”，杜琪峰、韦家辉的“银河映像”，甚至陈嘉上、陈庆嘉的“仝人”，文隽、刘伟强的“最佳拍档”，查传谊、钟继昌的“得意制作”……都曾致力于维持港片水准，并有所突破。由于港片正值低谷，他们固然追求个人风格和艺术品味，却也必定行精密的商业计算，否则又怎对得起来之不易的投资？

说来唏嘘，港片兴盛的时候，谁都想轧上一脚，投资拍戏赚大钱，待到港片不景气，找制作资金却成了大问题。连辉煌一时的嘉禾公司捱到2000年之后，都逐渐停止制片业务。讲也无益，不妨看看如今香港究竟哪几家公司在投资拍戏。

一为寰亚。成龙在嘉禾缩减制片业务后，曾与寰亚合作拍过《紫雨风暴》、《特警新人类》多部效仿好莱坞的精装动作片。2000年林建岳执掌寰亚，则摄制了《无间道》及《头文字D》多部卖座片。寰亚与寰宇、美亚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影碟发行商转型电影制作的公司。他们之所以投资拍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可以保障旗下有固定片源，并稳定发行电影版权。另外，徐小明依托有线电视台成立的“骄阳”投资电影之目的亦大抵相同。

二是英皇。成龙离开寰亚后，又与杨受成合作，成立成龙英皇影业公司，制作了《新警察故事》、《神话》等片。英皇与星皓原是香港举足轻重的经理人公司，他们之所以投资拍戏，无非是用电影促销旗下的偶像明星，正因如此，英皇摄制的《千机变》等大制作多由力捧偶像Twins领衔，星皓投拍的《救命》、《怪物》、《绑架》等戏多由签约艺人林嘉欣担纲。

三则中国星。脱胎于当年叱咤一时的永盛。向华强夫妇本来雄心勃勃，1999年招安“银河映像”，成立子公司“一百年”，宣布3年拍一百部电影，若论实力声势，堪称新世纪港片霸主！孰料才过几年，中国星迄今竟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究其原因，与港片的市场压力大有干系。

随着九七回归的大势所趋，尤其是“西征梦”收效甚微之后，香港电影人亦开始重视越来越开放的广阔内地市场，于是纷纷“北上”，希望能为日益低迷的港片寻一条生路。吴宇森、徐克、陈可辛甚至借助内地投资，打造国际化大制作《赤壁》、《七剑》、《投名状》，形势似乎大好。

目前港片进入内地影院通常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作为“二十部引进片”；另一个是与内地影厂及发行公司合作，变为“合拍片”。不得不指出，为了迁就内地电影审批制度和内地观众的口味，香港电影人收敛起了以前嬉笑怒骂的姿态，甚至停止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探索。一些电影甚至采用双版本做法，《无间道》、《豪情》（内地改名为《天罗地网》）、《黑社会》（内地更名为《龙城岁月》）的内地版结局和部分内容居然和港版完全相反！

对于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很多影迷都表示不满，但对香港电影人来讲，虽然无可奈何，却也是多年来顺应市场的自然反应（近三十年来，香港电影公司为应付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电检，一直遵命修改和搞双版本）。不能指望环境改变，那就改变自己，这种做法当然有利有弊，但香港影人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仍值得赞赏。

只是，香港影人尽管早已“北望神州”，但显然仍未摸透内地状况，在创作、合作方面仍有诸多问题（中国星由积极进军内地到退守本土市场，再至如今暂缓制片，就是例证）。当然，除了北上内地，守住本港（代表人物为杜琪峰，近期又涌现出新锐叶念琛），瞄准泛亚洲（前有陈可辛、彭氏兄弟，现有徐克联合韩国郭在容拍《女人不坏》），亦是港片谋求光复的重要阵地。

25年如一梦，港片从“黄金时代”一下过渡到“冰河时代”，可谓兴衰转瞬，几度夕阳，不由人不喟叹。究竟港片能否“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欲知后事如何，还须拭目以待……